蔡昉：防止出现人工智能的“经济奇点”

　　蔡昉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慧，达到所谓的“技术奇点”，至今仍然坚信“技术奇点”将在2045年左右到来；技术进步将达到人类现有认知无法理解的临界点；通过与人工智能融合，人类智力将得到极大幅度的提升。大多数人工智能领军人物都相信，超越人类智慧的通用型人工智能（AGI）即将（甚至已经）到来。如果说对这种奇点的预测旨在揭示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美国政治学者史蒂文·希尔在说明“优步经济”（数字平台撮合供需，劳动者以自有资产提供按需零工服务，无传统雇佣关系的平台零工经济）和失控的资本主义如何伤害美国劳动者时提出的“经济奇点”（Economic Singularity），则着眼于技术可能带来的恶性经济社会后果。这提醒人们警惕人工智能可能替代就业、恶化收入分配、扰乱宏观经济，进而从供需两侧抑制经济增长。

　　无论怎样命名，确实存在迎来一个不利转折点的风险，当技术突破的颠覆性达到某个阈值，经济社会面临着根本性的冲击，其中就业首当其冲。一项针对美国的研究，揭示了大规模就业冲击在“经济奇点”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雅各布森等学者指出，高资历工人失去工作后通常会遭受显著的收入损失，这种收入损失具有累积性、长期性、行业分布广，以及事前事后延续等特征。一旦技术变革的成本被转嫁到劳动者身上，技术变革的收益不能转化为民生福祉，即出现所谓的“恩格斯停顿”。

　　“经济奇点”不是一种必然性，而是以“技术奇点”或者AGI等技术转折点的必然性为前提的一种可能性。如果传统人力资本培养模式不改变，制度建设就不能有效应对和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便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可能表现为技术性失业、新就业形态常态化、工资增长减速、收入差距扩大；如果社会政策不能充分托底，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则会降低，国民经济循环受到阻碍。

　　反之，一旦有针对性地做出政策部署并有效实施，“经济奇点”完全可以避免。以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直接目标，从改变人力资本培养路径入手，可以形成一个长短结合、互为条件、自我实现的政策思路和框架。首先，增强劳动者使用和掌握人工智能的能力，抓住稳定岗位的宝贵时间窗口。其次，从培养竞争性技能转向挖掘互补性技能，立足于人机协作、人力资本与人工智能长期共存。最后，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人力资本，培育与现代化生活品位相契合的行业和业态，满足高品质生活需求，进而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岗位。

　　要努力切断必然发生的“技术奇点”与可能出现的“经济奇点”之间的联系，以制度建设维护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人工智能的渗透造成就业冲击、收入增长减速和收入分配恶化，劳动生产率即便提高，也难以推动居民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同步提升，产出的增量难以被消费者市场充分吸纳，国民经济循环便遇到阻碍，技术进步不能完全转化为民生福祉。要避免“经济奇点”的发生，在政策上应该着眼于不断提高人工智能的全面就绪度（preparedness，即风险前置准备），特别是围绕以就业创造、工资增长、收入提高、分配改善以及消费扩大为目标的生产率红利分享，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健全配套实现机制，使人工智能革命真正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的加速器。（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