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吉：答好“三问”，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林大吉

　　回望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三个发人深省的“发问”穿越时空，至今仍振聋发聩，是我们必须躬身作答的时代考题。

　　一是“窑洞之问”。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谈到“朝代更替、循环往复”话题时，发出了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

　　二是“耿飚之问”。1991年7月，已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耿飚重返甘肃陇东革命老区时，向干部发出质问：“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

　　三是“钱学森之问”。2005年7月，钱学森向前去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三问”，分别关乎政党存续根本、党群关系底色、国家发展后劲，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逻辑贯通、紧密关联。它们不是尘封的历史命题，而是新时代赶考路上，摆在全体党员干部面前的现实答卷。

　　答好“窑洞之问”，重在践行，绝不能一劳永逸

　　当年的“窑洞对”中，毛泽东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又探索出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两个答案共同构成了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制胜密码。两个答案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口号，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行动准则，是时刻高悬的治党利剑。对外，主动适应在“聚光灯”下履职用权，让用权全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人民监督，换取群众的真心信任；对内，永葆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敢于向自身病灶开刀，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祛病除疴，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现实中，一些地方监督流于形式，成了不敢较真的“纸老虎”；一些单位自我革命浮于表面，变成了不痛不痒的“自我按摩”。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有没有答案，而是有了答案之后，能不能始终如一照着做。跳出历史周期率，靠的不是一时的表态，而是每一次决策时的敬畏之心、每一轮反腐惩恶的坚决行动、每一项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答好“耿飚之问”，贵在真心，绝不能脱离群众

　　1991年，耿飚同志在革命老区座谈时，讲述了一段往事：战争年代，一名战士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按律当处决，当地百姓却集体跪地求情，希望让他戴罪立功。讲完故事，他问在场干部：老百姓还会像当年那样替你们求情吗？这一问，直击党群干群关系的本质，拷问着党员干部的初心立场，在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警示意义。

　　当下，少数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悄然变味：有的是“蛙水关系”，需要群众时就扎进群众中，遇到麻烦了就抽身躲开；有的是“油水关系”，始终浮在表面，根本融不进群众；还有的高高在上，对群众的“急难愁盼”不闻不问。群众心里有杆秤，孰轻孰重分得清。干部坐在办公室里造“盆景”、搞形象工程，而不是沉到基层一线听真话、察实情，就不可能取得群众信任。答好“耿飚之问”，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核心就是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实实在在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群众才会把干部当亲人，党群干群的鱼水情才会深厚真挚。

　　答好“钱学森之问”，松绑减负，绝不能急功近利

　　“钱学森之问”，话语恳切，分量千钧，直指我国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深层短板。这些年，我国科研体量持续壮大，论文、专利数量稳居世界前列，但真正的颠覆性原创成果、从0到1的重大突破依然不多，核心症结之一就在于人才评价体系存在偏差。“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奖项”的不良导向，让不少科研工作者疲于应付项目申报、头衔评选，没有精力深耕基础研究、开展长线攻关。评人才看“帽子”不看能力，评职称数论文不看质量，评成果堆奖项不重实效，这种功利化的评价机制不破除，真正的顶尖创新人才就很难成长起来。

　　答好“钱学森之问”，关键是给人才松绑、为创新护航。持续优化科技和教育评价体系，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摒弃短视化、功利化的考核方式，给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空间。让潜心钻研的人坐得住冷板凳，让干事创业的人卸下多余包袱，创新的源头活水才能持续涌流。

　　“三问”归一，本质是初心之问、使命之问，是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窑洞之问”是警钟，守护政党生命力；“耿飚之问”是明镜，映照民心向背度；“钱学森之问”是号角，激发发展内生力。三道考题，归根结底是在检验我们党能不能永葆青春活力，能不能始终赢得民心，能不能带领人民不断开创未来。

　　赶考永无止境，唯有实干作答。只要我们始终牢记来时路，坚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就一定能把“三问”的答案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群众的幸福感里。

　　（作者系宁波市镇海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