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社科理论力量（下）

　　——全市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纲领性文件。日前，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社科院）组织召开全市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与会社科理论界代表通过研讨交流，进一步深化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领会，为全市掀起学习、研究、宣传全会精神的热潮凝聚社科理论力量。今刊登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原则

　　李包庚

　　《建议》擘画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将“坚持人民至上”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强调必须立足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来谋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人民至上”价值原则和立场蕴蓄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人民”概念的科学含义

　　词源意义上的“人民”。“人”和“民”二字在古代汉语里早已有之，不过是分开使用的，“人”是指与动物相对的生命个体，是有智慧的高等动物；“民”是指那些懵懂、糊涂、不明事理的人，“民，众萌也”（《说文解字》）。孙中山首次将“人”和“民”二字组合为“人民”，提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今日我国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等思想，把“人民”提升到国家主体的地位，颠覆了唯心主义的“人民”观。但是孙中山的“人民”概念与“国民”相似，还没有进行阶级性的区分。

　　政治意义上的“人民”。一般而言，“人民”是与“敌人”相对的政治概念，与群众、百姓的含义大致相当，主要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启蒙思想家把人民视为享有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之聚合，是理性视域下的公共人格。人民大众是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受到封建制度和教会压迫的苦难，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马克思超越了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认知，把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形成的阶级联盟就是人民。

　　“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逻辑

　　在现代汉语里，“至上”就是最高，居于首位的意思。“人民至上”，就是人民具有至高、最重要地位的意思。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

　　“坚持人民至上”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在人的价值关系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毛泽东同志就洞察到“人民”中蕴蓄着的强大革命力量。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就深刻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之后，他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切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判断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等论述，以及江泽民同志“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不彰显“人民至上”的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无论是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还是政策制度的制定上，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饱含人民情怀，强调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阅卷人”等重要论述，无不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理论升华。

　　“十五五”期间“坚持人民至上”的战略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品质，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确保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经济建设方面，不断夯实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物质基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

　　社会发展方面，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科技、教育、人才、生态、文化、军队与国防等诸方面，紧紧围绕“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作者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以新质生产力塑造人文经济新形态

　　张新光

　　在当前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国需要同时破解科技“卡脖子”和文化失语的双重挑战。《建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两个布置要求的协同推进，为我们塑造人文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的辩证关系，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繁荣，用文化力量涵养经济发展。

　　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崇高目标。

　　新质生产力的人文属性体现在发展旨归与价值取向上。马克思曾警示：“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一论断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迅猛发展，若脱离人文关怀，可能导致“技术异化”风险。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消灭绝对贫困，促进教育公平，守护生态家园等重大举措，实现了从“见物不见人”的工具理性向“以人为本”的目的理性的历史性转变，生动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科技向善”的人文温度。

　　文化力量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

　　人文经济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形态，其内涵远超文化与经济的简单结合，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机融合与互动。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人文经济的“硬件”，那么文化力量就是其“软件”，这种融合不是外在的嫁接，而是内生的互构。《建议》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正是看到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灵魂作用。人文经济超越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物本经济”，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将经济活动升华为承载精神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价值的文明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新提供精神滋养。从认识论维度看，中华文明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理念，“和而不同”“万物并育”的包容智慧，“民为邦本”“义利兼顾”的价值追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人文底蕴。当前蓬勃兴起的“国潮”经济，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典范。实践证明文化不仅能“赋能”经济，更能“定义”经济的人文高度。

　　新质生产力为文化传承创新提供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使文化遗产实现了从“静态保存”到“活态传承”的转变，人工智能让古籍文献从“束之高阁”到“飞入寻常百姓家”，虚拟现实让历史场景从“文字描述”到“沉浸体验”。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意驱动型转变，催生了数字文创、智能文旅等新业态，形成了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新格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发展的人文温度。人文经济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关键在于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既要利用算法提升效率，更要防止“算法歧视”；在平台经济规范中，既要鼓励创新发展，更要保障劳动者权益；在技术伦理建设中，既要追求科技突破，更要守住人文底线。这些价值判断的背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经济活动的深层引领，确保新质生产力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打造人文经济发展的宁波样本

　　宁波围绕“港产城文”融合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激活文化底蕴，积极探索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1、构建“双链融合”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结构人文化升级。以“文化+科技”融合培育新增长极。依托宁波舟山港全球第一大港硬核实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运用数字孪生、VR漫游、5G导览等技术活化“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场景，实现文化存量资源的科技转化。同时推动制造业向“文化赋值”转型，引导企业将天一阁藏书文化、河姆渡图腾、越窑青瓷神韵等本土元素融入产品设计，提升产品美学价值与品牌内涵。

　　2、创新“三元协同”空间格局，搭建人文经济场景载体。一是推进城市更新的人文化改造，推行“微更新、强文脉、优功能”模式，以“绣花”功夫保留江南水乡肌理，将历史文脉转化为城市消费引力与活力。二是推广乡村振兴的人文化实践，以奉化滕头村、江北达人村为典范，发展高科技生态农业与文旅融合模式。三是促进“港产城文”一体化发展，推进“智慧港口+文化长廊+创新走廊”建设，提升中国港口博物馆能级，打造“海丝文化体验带”；延伸甬江科创大走廊至港区，在梅山保税港区设立“港口科技创新中心”，集聚智慧物流、海洋装备等研发机构，推动生产岸线向生活、文化、创新岸线转型。

　　3、健全“引育用留”人才生态，夯实智力支撑。实施“甬江引才工程”，柔性引进全球顶尖人才，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培育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发展制度环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实施“人才安居工程”，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传承宁波商帮“知行合一、义利并举”优良传统，培育新时代“甬商”群体，依托天一阁、保国寺、哲学小村等文化地标打造“人才文化会客厅”，构建科技精英与文化名家共创共享的人文经济高地。（作者为宁波工程学院人文社科中心主任）

　　以“中国式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吕途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揭开了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纵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在形成规划纲要之前，党中央提出建议，确定大政方针，作为编制规划的主要依据，已经形成传统和制度安排。这一套特色鲜明的“中国式规划”体系，其展现的强大的战略牵引力和政策执行力，不仅体现了“谋定而后动”的东方治理智慧，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实践路径。

　　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方向、凝聚共识

　　善谋者致远。“中国式规划”的首要特质与显著优势，在于其“谋”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是一个集战略前瞻、民主协商与科学决策于一体的系统工程，体现了历史自觉、现实洞察与未来引领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首先依赖于“中国式规划”所展现出的战略远见与共识凝聚力。

　　把握大势，立足国情。“中国式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深刻洞察国家发展的时与势、危与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锚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因此，《建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作为第一目标，部署了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牵引、驱动、支撑作用的战略任务，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方向。

　　汇聚民智，凝聚共识。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规划编制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建议》的制定过程，就是一次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纵观《建议》的起草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全程指导、把脉定向，强调“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察民情、听民声、汇民智，“提出充分尊重民意并且符合实际的全面系统的规划”。从党内讨论到党外协商，从专家建言到“网络问策”，统一思想，集中智慧，凝聚共识，不仅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更使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与人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将党的主张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

　　将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转化为现实

　　蓝图绘就，关键在于落实。“谋”是绘制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动”则是将其变为现实的决定性一步。中国式“规划”的显著优势，同样在于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具体实践的高效执行力。

　　高效，得益于法治化的“规划制度体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中，发展规划居于规划体系的顶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是定性要求，必要的定量要求和一些具体工作部署留给制定规划《纲要》时研究确定。”《建议》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部署，经国务院实化、细化、量化为《纲要》的主要指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即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行动纲领。这一法定程序，确保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接续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高效，得益于“全国一盘棋”的强大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法宝。“十五五”规划由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传导落实，转化为具体的政策、项目和考核指标。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发展，统一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谋划，确保执行不偏向、不走样。这种高度的战略协同力，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在区域协调发展等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并最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扎实业绩和人民可感可及的现代化成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与实践活力

　　“中国式规划”的精髓，在于“定”与“动”的辩证统一，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目标引领、资源统筹与协同执行的制度体系，深刻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规划”构建从战略谋划到具体实践的完整闭环，彰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定力与实践活力。

　　战略定力，体现在保持战略连续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从“一五”到“十五五”，我们党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主题主线始终未变，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一以贯之的五年规划，如同一场接力赛，确保了国家发展战略不因短期波动而动摇、不因眼前困难而转向。这种战略上的连续性，昭示了中国的信心和定力，也给全世界一份珍贵的确定性的制度预期。

　　实践活力，体现在激发基层创造性，上下拧成“一股绳”。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千篇一律”的现代化，而是紧紧围绕战略目标、因地制宜的现代化。坚持顶层设计的统一性与基层实践的灵活性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了上下拧成“一股绳”的良性互动。“中国式规划”为基层探索创新留出充足的实践空间，激发首创精神，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发展优势，打造出丰富多彩的区域现代化模式。（作者为宁波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