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心即理”的价值土壤与主体自觉

　　黄文杰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既体现王阳明对宇宙本体与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追求与精神需求。深入研究“心即理”命题的价值土壤与主体自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阳明心学的内涵与本质，明晰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更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时代命题的回应，以及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启示。

　　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的生成土壤

　　阳明心学的形成并非单纯的思想史演进结果，而是植根于特定地域文化土壤的理论结晶。尤其宁波作为王阳明的故乡与核心实践场域，其独特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为“心即理”命题的生成提供了关键的现实基础与观念资源。

　　1、社会经济转型与市民阶层的崛起

　　阳明心学作为回应时代与百姓需求的实践哲学，其形成与宁波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深度契合。宁波自唐宋起便是东亚海洋贸易枢纽，大运河与海上丝路的开放性，孕育了独特商业伦理。至明代中叶，江南市镇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人、百工及农民等广泛参与工商生产，社会结构与价值追求发生重组。商业经济以个体自由交换为核心，要求个体脱离等级与血缘框架，成为独立的利益与责任主体，这对传统儒学“重义轻利”“安土重迁”的伦理形成冲击。商业活动将合理谋利视为正当目标，手工业主因利润革新技术，劳动者依报酬选择雇主、跨市镇流动。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恰是对这一价值变迁的回应：它打破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严苛，承认个体“私欲”的合理性，为“四民平等”与个体价值确立哲学基础，契合了市民阶层崛起后的精神与实践需求。

　　2、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与浙东学术脉络演进

　　悠久且持续的儒学传承，为“心即理”命题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源头和学术氛围。宁波自汉代起便有虞氏家族等家学传承，魏晋南迁士族带入中原学术；宋代宁波科举兴盛，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四明学派突破程朱理学“格物致知” 的外在路径，力传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的主张，构建“重本心”的地域学术传统。大儒王应麟曾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这为王阳明深化“心即理”提供直接启发。再之，宁波作为“东南佛国”，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佛性在本心”的思想，弥勒、观音文化普及性、亲民性的价值取向，为“心即理”提供哲学方法与概念资源；王氏家族千年传承的儒释道多元文化，王阳明“由道入佛、再归儒”的学术经历，更助其融会众家。正是这一学术脉络与思想融合，最终促成“心即理”理论的成熟。

　　3、封建专权强化与社会危机的现实驱动

　　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的形成，也与明代中叶的社会危机、统治危机深度关联。彼时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宦官专权破坏官僚体系，政治腐败、法度废弛，民众与士大夫受到压制；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理学渐趋僵化，脱离现实无法应对危机。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命题，将“理”从外在经典拉回个体“本心”，个体无需依赖外在权威，向内探求本心即可判断是非，实是封建专权下的精神突围。面对外在秩序崩坏、内在价值失序，“心即理”承担“重建内在秩序”的使命，是王阳明从哲学高度试图以思想匡正人心、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路径。

　　阳明心学“心即理”命题的主体自觉

　　“心即理”命题的形成，不仅为“宁波帮”的崛起与长盛不衰、为宁波城市开放务实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现实意义。

　　1、认知维度：“心即理”解构外在权威，确立主体认知的自主性

　　“心即理”堪称道德主体革命。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强调人人本心先天具“理”，无“上智下愚”之别，既瓦解外在权威对道德的垄断，也打破传统道德束缚，让个体从规范服从者变为良知发现者，为各阶层道德觉醒提供可能。当外在制度难以覆盖所有商业场景时，个体的“良知自律”便成为约束行为的“内在法则”。由此，道德实现“他律”到“自律”的转向：践行道德不再为“避罚”“求名”，而是为“成为更好的自己”主动追求，境界从“守规则”跃升至“护良知”。这在“宁波帮”实践中尤为鲜明：同仁堂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祖训，叶澄衷从“拾金不昧”成为“五金大王”，宋汉章创建中国保险公司如约理赔等案例，标志商人从“四民之末”的道德边缘者，转变为“以良知为准则”的主体。

　　2、实践维度：“知行合一”突破被动行动，激活主体创造的能动性

　　“心即理”并非书斋空谈，而是指向“事上磨”的实践哲学，其核心是赋予实践意义建构的主动性，推动个体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定义世界，这是激活实践能动性的起点。王阳明“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的论断，并非否定客观事物，而是强调事物意义需经主体意向赋予：个体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主动赋予价值的“创造者”。近代“宁波帮”的崛起是鲜活注脚：他们接纳西方科技，开创中国近代百余个“第一”，将商业与近代化需求结合，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代宁波企业更将“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落地：江丰电子以“心中学、事上练、事上磨、事上见”转化思想为行动，舜宇集团凭工匠精神实现镜头价值从“看得见”到“看得清”再到“看得懂”的不断蝶变。

　　3、价值维度：“与天地参”拓展个体格局，升华主体价值的超越性

　　“心即理”的核心，是将“理”锚定个体内在“良知”，而“良知”天然蕴含对他人、对群体的关切。这区别于传统道德源于宗族或皇权的外在强制，“要我关切”的被动服从，而是“我要关切”的主动选择。如宁波药业行会商人，因良知自觉干预行业掺假，守护群体利益，即是“心即理”的商业落地。“心即理”以“万物一体”重塑个体与群体关系，让个体认知到二者依存共生，推动群体关切从“共情”转为“行动”、从“善举”升级为“成人成己”的“系统实践”。“宁波帮”商人实现个人追求与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既守契约积财富，又以诚信规范行业、用慈善反哺社会，将商业活动升华为践行良知的平台。

　　（作者为市文化旅游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