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婧 蔡亮：王阳明与德国汉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见证

　　俞婧 蔡亮

　　从18世纪初始，阳明思想便进入德国东方学家的视野。整个19世纪，德国知识界对儒家文明推崇备至，“道德哲学家”王阳明占得一席之地。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家对阳明思想的系统性研究拉开帷幕。进入21世纪，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机构成，阳明思想的专业化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

　　一、阳明思想现身德国的儒学研究

　　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热”席卷欧洲，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扮演着重要的推手。他们译介和编写的中国历史文化著作成为欧洲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媒介，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之下，德国出现一批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儒学研究者，其中，莱布尼茨是儒学西传德国的杰出代表性人物。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阳明思想作为宋明理学的概念进入了他的视线。1713年，莱布尼茨在致法国学者尼古拉·德·雷蒙的信中讨论宋明理学，引用“心即理”的学说，“心和理是一个东西，从而理是万物之体”，并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显然他的思想已经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1840年，德国学术性汉学奠基人硕特编纂汉学典籍《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满文藏书目录》续编《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其中收录条目《王阳明全集》。该条目简述了王阳明的生平地位和《全集》的主要内容，盛赞了此书的文学和哲学成就，认为王阳明及其学派是那个时代灿烂的思想贡献。1841年，德国汉学研究者格拉迪施在《世界史理解入门》一书中讨论了王阳明思想的“静坐教法”。1871年，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在游历了中国、日本、印度支那、暹罗、马来群岛等地后，出版了《东亚民族》共6卷，其中谈及王阳明与宗教哲学的问题。

　　二、阳明思想跻身德国汉学的经典领域

　　20世纪上半叶，德国汉学领域的一个突出贡献是编著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对王阳明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也随之持续展开，王阳明跻身德国汉学家视域下中国重要的哲学家行列，其历史地位得到学界的充分认可。

　　1927年，德国作家采恩克尔和德国传教士哈克曼分别出版著作《中国哲学史》。采恩克尔并非专业的汉学家，其书简要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和学说，重点探讨了阳明的身心哲学，阳明思想对传统儒学的贡献及其与朱熹学说的异同。较之采恩克尔，哈克曼与中国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于1894年至1901年间在上海传教，其后又花费数年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旅行，他曾到访宁波，并留下在金峨寺等地的体验记录。哈克曼的《中国哲学史》为王阳明设置了单独的篇章，不仅描述其生平经历，还阐释和解析了阳明思想的核心要素“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意思的是，以上两本《中国哲学史》不约而同地将王阳明的思想与德国理想主义，尤其是康德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比较，虽然结论并不完全相同，但是王阳明作为重要中国哲学家的地位已经得到德国汉学界的充分认可。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佛尔克。佛尔克是德国二战前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自1890年起在德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任职，1903年起先后任柏林东方语言学院和汉堡大学汉文教授。佛尔克长期研究中国哲学，1927年至1938年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系列丛书，整理了自先秦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代表了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水准。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中，佛尔克历数王阳明的重要经历以及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他的评价，以相当大的篇章阐释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包括“心即理”“格物”“致良知”等，并对其时为止的阳明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归纳分类。他将王阳明称作“朱熹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明朝最重要的哲学家”。

　　三、阳明思想在德国汉学研究的华丽转身

　　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一些关于中国哲学或儒家学说的作品重新关注王阳明及其学说，如当代著名德国汉学家傅吾康1956年发表的文章《15、16世纪中国史研究现状》，汉学家、语言学家鲍吾刚出版著作《中国哲学史：儒、道、释》等，研究在借鉴和挖掘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深度的专门研究转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聚焦阳明思想，他在著作《大哲学家》中，强调王阳明是孔子思想的革新者，是儒学中的一个“伟大现象”。在雅思贝尔斯看来，“王阳明和欧洲文化复兴的巨人们一起开辟了人类的新时代，西方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在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当中才能得到解决。”雅思贝尔斯对王阳明及其学术思想的赞誉，代表了世界主流哲学家高度认可王阳明对人类哲学史的巨大贡献，为阳明思想在德国汉学研究的专业化转向打好了学术铺垫。

　　进入新世纪，德国汉学界对阳明思想的专业化探索真正起步，代表人物是奥尔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德籍学者巴拓识，他是德国第一位将阳明思想与西方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的哲学家。2008年，巴拓识发表文章《从跨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王阳明与卡尔·雅思贝尔斯哲学思想的共同点》探究两者生平和哲学思想的相似之处，指出雅思贝尔斯晚期哲学受到包括阳明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的极大影响。2015年，出版专著《“知非知”还是“善知”？——关于尼古拉斯·库萨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将阳明学说与德国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库萨的哲学思想放在各自的思想语境中进行系统比较。巴拓识认为阳明思想是了解古代与现代中国的钥匙，它与德国哲学有不少相通之处，对它的研究可以为当下一些重大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瑞士现象学家、汉学家耿宁也是德语世界开展王阳明专门研究的重要学者。20世纪80年代，耿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王阳明研究，并从现象学视角深入探析和传播阳明心学。耿宁曾访问中国，并专门走访阳明遗迹多处，他的文集《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和专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由倪康梁翻译出版，在国际阳明思想传播领域引起较大反响。(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阳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传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