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宋代宁波官民的治涝办法

　　水银

　　镇明路与迎凤街交叉口西南侧的湖西河上，今存著名古迹水则碑亭，亭中立有榜书“平”字碑。

　　南宋晚期知府吴潜所撰的《平桥水则记》，将水则碑的“平”字视若开关碶闸的钥匙，说：“暴雨急涨，水没平字，戒吏卒请于郡，亟启钥；若四泽适均，水露平字，钥如故”。意思是，“平”字没入水下，即开启碶闸，“平”字露出水面，就关闭碶闸。

　　这是南宋宁波官民的治涝之法，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

　　一

　　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的农历十月十日，上任才五个月的鄞县知县王安石，上书转运司杜杞，说鄞人“最独畏旱”。至于涝，因为鄞县这个地方，“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这是年轻的王安石对鄞县水利地理的精确认识与把握。

　　所以，唐、五代，特别是两宋时期，地方官民所兴起的水利工程，基本上以提高明州城乡的抗旱能力为目标，且卓有成效。相对来说，防涝尚不在北宋末年地方官民考虑之列。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鄞县令张峋修治广德湖，熙宁八年（1075年），城中小湖（即日月二湖）就出现史上第一次干涸的现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和崇宁二年（1103年），又相继发生广德湖水不入城的旱情。对此，地方官民通过加高它山堰顶、相应加高南塘河沿途堤塘，终于引它山之水入城，纾解城中居民饮水之忧。

　　自此，日月二湖的水源有了“双回路”保障，比如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说：“城之河渠，盖一水自它山经仲夏而入南门，一水自大雷经广德湖而入西门……二水入城，为州民之利”；南宋宝庆《四明志》则说：“日月二湖皆源于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经仲夏堰入南门，一自大雷经广德湖入西门，潴为二湖”。这种“双回路”的态势，即使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广德湖被废而为田后，依然没有改变。

　　二

　　“双回路”固然保障了旱年的城中用水，却极易在丰水年尤其是台风时节，形成城中内涝。

　　道理不难想象：南来的它山之水和西来的大雷之水都进城了，日月二湖和城内河渠蓄水量有限，能不漫溢大街小巷吗？这正是南宋淳祐初年知守陈垲所说的“每遇霖潦，往往汇于城下，反藉城中三喉传送”之情形。

　　至此，地方官民才将城内防涝问题，提上水利建设的议事日程。陈垲在其淳祐二年至三年（1242年—1243年）的任内，修筑了城中三喉和保丰碶，吴潜在宝祐四年（1256年）开凿了新河（址在今中山西路北的文化路、胜丰路一带），又在开庆元年（1259年）重建了郑十八郎堰（后名澄浪堰）。

　　修筑这些工程的目的有二：一是让进城的两路水，通过城中三喉快递排入奉化江；二是预先分水。在城西，引导大雷之水走新河、保丰碶一路，入姚江；在城南，又让它山之水在洪水湾、乌金碶、积渎碶、风堋碶和行春碶，泄入奉化江，对于还有余勇可贾的水势，在进长春门南水关前，通过澄浪堰引导入奉化江。

　　总之，是不让“双回路”的水进城捣乱，至少要最大限度减少它们进城的水量。

　　三

　　经过这么一波操作，入城的大雷之水和它山之水，被分流了。它俩的余水及城内地表水，就通过县前河（在今中山西路、中山东路南侧）等城中河渠，经三喉排入奉化江。

　　南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三喉中的气喉，“在东渡门墙下，以版为闸，潮涨则与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则启闸以泄于江”。城中二湖、河渠之水如何判断是否“充溢”？正是看湖西河的水，是否淹没了水则碑中的“平”字。

　　总之，水则碑控制的是城内临奉化江的气喉、食喉和水喉三闸，它与城中三喉一起，成为南宋以来，防控城市内涝最简便有效的水利工程。

　　宋代官民治涝之法，其实贯彻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水有所去”原则，对我们今天防治城市内涝，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