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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同 徐红映:浙东书风 源远流长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2021/11/04 12:55稿源:宁波日报

  潘志同 徐红映

  浙东书风,是由晚清以来慈溪先贤梅调鼎始创,经钱罕及再传弟子继承并发扬,形成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书法风貌,富有强烈的地域人文色彩和艺术个性,是浙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东书风源远流长,是浙东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就书法技艺而言,浙东书法最早可追溯到出土于余姚的汉《三老碑》。晋代王羲之汲取古越文化精华,摆脱汉魏笔风,创作形成了笔势遒美健秀,风格简淡冲和且自成一家的书法,为浙东书法奠定了基础。隋代智永禅师弘扬二王书法,创立“永字八法”理论,推动了浙东书法的发展。虞氏文人书法家族世居余姚,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将浙东书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宋元至明清,浙东书坛不断涌现张孝祥、屠隆、丰坊、姜宸英等名人,千百年来,晋唐书风一脉相承又绵延不绝。梅调鼎开创形成的既融古法又出新意的个人书法风格,正是这个源流的继承和发展。

  就美学风格而言,浙东书风深受浙东文化滋养。西晋永嘉之乱,中原世族衣冠南渡,王谢诸家迁居浙东大地,塑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审美。浙东秀美的山川和荟萃的人文,又孕育了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

  浙东书风汲取心学精髓,娴静恬淡,追求的是对现实的超越,代表了浙东文化的一种理性选择。宋元以降,浙东地区佛教盛行,天童、阿育王、雪窦等寺禅僧习书成风。以梅调鼎、钱罕等为代表的浙东书风早期创作群体,多没有科举功名或功名不显,为书法苦持一生,使得他们更加亲近浙东禅学空灵隐逸的意境,两者的结合,在书法审美上表现出虚静的美学倾向。

  浙东书风传承有序,技法有源。清代书法以馆阁体为王,因循守旧,千人一面。梅调鼎年轻时曾补博士弟子员,后因书法不中见黜,不得省试,从此绝意仕进,发愤学习书法。少时致力于二王,中年以后参酌南北碑书,晚年笔势沉雄剽悍,碑帖兼蓄,南北融合,脱离晚清馆阁体的书法束缚和艺术窠臼,开创形成了以用笔方圆兼施、结体典雅、风神秀逸为特色的个人书法风格,成为后世公认的浙东书风的开创者。

  钱罕在梅氏亲炙的门生中最为著名,在继承梅氏书风之外,又融入汉魏六朝碑学,统合南北碑帖,是浙东书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沙孟海评价其“临涉碑志百余石,每石皆有特色,古今书家殆无第二手”。钱罕的弟子中,较为著名者有沙孟海、钱文彬、凌近仁、沈元魁、沈元发等人。

  沙孟海曾受业于冯君木学习诗文,并向钱罕学习书法。沈元魁早年师从钱罕,得其秘传,笔法挺秀,章法疏朗,后又得到郭绍虞、龙榆生等人指点,诗书益进,成为浙东书风的当代传人。

  这批钱氏弟子,后来成了现代宁波书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既遵循书法传统规范,法规风貌同宗同源,同时不囿于师承门派,技艺各有所长,做到了继承中有创新。

  书风的形成是缓慢的,要经过承袭、酝酿、萌生、发展,必须经历实践和社会的淘汰,渐趋成熟。浙东书风历经一个世纪的传承和发展,文风遒劲,文脉绵延,已经成为浙东地域范围书法的主要风格。

  德艺双馨是评价艺术的重要标准,艺术的传播也往往有赖于道德的光芒。传统士大夫集团在传播诗书礼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书法创作和传播上,他们有百姓不具备的政治文化资源,文学艺术正是通过他们从王谢堂前飞入百姓家。另一方面,官方文化机构必须延揽优秀人才,既为其提供安身立命的职业场所,又为其提供施展才艺、传播才艺的广阔空间。

  梅调鼎的书法美学风格虽独树一帜,但不被当时主流书坛承认接受,生前并没有盛名。梅调鼎没有功名,社会地位不高,大部分时间隐居宁波或流寓上海,在商号里担任账房先生,书法成就在后世才得到认同。

  沙孟海推崇梅调鼎书法时说:“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又评价其“是个山林隐士,生前并不著名,只有上海、宁波方面的人知晓”。对钱罕的评价也如出一辙:“造诣很高而声闻不广,久久几为社会淡忘。”钱罕应邀为维新政论家汪康年书写墓志铭才声名鹊起。

  凌近仁、沈元魁在艺术和学问上的执着追求,再加上其生活时代社会环境更加开放包容,审美取向更加丰富多元,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梅钱之后的佼佼者。

  21世纪以来,浙东书风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更为丰富广阔,书法比赛、学术研讨、艺术展览等为浙东书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更多的发展可能。

编辑: 朱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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