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全面小康：体现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

　　14亿人口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

　　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如期达到全面小康已无悬念：总量上中国的GDP在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再翻一番，同时在“社会政策托底”层面，最具代表性的关键事项即“十三五”开局时农村区域还存在的七千万贫困人口，于“精准扶贫”的贯彻落实之中，将宣告全部脱贫。

　　第一，这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中如愿达到一个重要中间节点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放眼70年提出“三步走”战略规划。在其“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党中央决策层又为第三步战略步骤明确规划了2020年达到全面小康的节点目标——它前承2000年的初步小康，后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二，这意味着中国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升，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于历史等原因，过去长期是贫困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把减贫作为重大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终于走到了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历史新境界。从全球看，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比重前三位的地区与国家，原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中国。而近30余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的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同期中国的比重则大幅下降。，中国为人类减贫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为全球瞩目和肯定，并且有望进一步减少国内处于世行标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

　　第三，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望在新的起点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内经受住历史性考验而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

　　随着全面小康的临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019年）已达到1万美元，居于世行标准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的顶部。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已达约4亿人的基础上，还将显著增加。按照前面大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统计的现象来看，有比喻式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说：达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绝大多数不能如愿继续上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然而按照近些年中国的发展态势，尽管有告别“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常态”到来，但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未来10年以5%以上（或左右）的“中高速”延续收入增长——这种“中高速”，其实对世界较大经济体而言仍是“高速”。目前，我们又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但只要把握好中国可选择的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确定性，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巨大发展空间所支持的发展后劲，再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就有可能如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立高收入国地位。

　　 第四，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行”，作出进一步和比较全面的总结

　　新中国70多年风雨兼程，于曲折探索中迎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歌猛进，业已形成“大踏步跟上时代”“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上升态势，虽然还有种种矛盾制约与未来难以避免的艰难险阻，但我们在现代化之路的新起点上，已经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充足的信心，继续把方向对准、把激励搞对、把相对优势和巨大潜力充分发挥。因为我们有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道路自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发展中将其中国化来指导创新实践的理论自信，有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完成经济社会转轨从而显著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制度自信，以及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中的精华并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文化自信。

　　 第五，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更清楚地认知中国现代化之路上“行百里者半九十”、承前启后奋力拼搏进取的要领

　　中国人民经过百多年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努力，终于迈入“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强起来”新时代。但是，以全面小康为新起点，如何化解仍不容忽视的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不公的矛盾而增进社会和谐？如何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完成体制机制的转变来建成具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机勃勃、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奋斗正未有穷期，仍然任重道远。唯有“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展、工作再抓实”，勇于涉险滩“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的深水区“啃硬骨头”，在“历史三峡”的瓶颈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受住未来关键性的十年和三十年的历史性考验，才能使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在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中梦想成真。

　　实现共同富裕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固然产生了可能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也谋求致富的示范效应、辐射效应，但也必然带来一定阶段内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累积而产生的较低收入社会成员的不安与不满。对于这种矛盾纠结如果处理不当，必然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甚至出现由于收入分配领域的经济问题引致社会化、政治化问题的不良结果。实现共同富裕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

　　创业创新所引发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发展与支撑生产关系走向进步和升级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要求收入分配一定要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视角处理好鼓舞、激励“做大蛋糕”“创新发展”的机制功能问题。这一原则是从“生产决定分配”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出发处理根本发展动力问题。总体而言，人民群众的收入只能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同步增长，劳动者的报酬只能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实现同步提高。否则，再美好的分配愿景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承认各要素的贡献，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行中，固然需要处理好“按劳分配”的机制构建，同时还必须协调地处理好按照资本、土地、技术成果等要素贡献因素作出分配的机制构建，这样才能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原则主要处理的是初次分配环节“分好蛋糕”问题，以求不断地激励“做大蛋糕”。初次分配层面上，需要更多侧重市场竞争中的规则公平、过程公平。

　　3、要主动施策，调节遏制“两极分化”

　　“倒U曲线”所指的收入差距扩大到顶后又会缩小的过程，不应认为也不可能是一个纯自然过程。发达经济体所形成的社会福利政策及税收、社会保障制度等经验，都体现了体制机制设计的可塑性与主动作为空间。在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这种可塑性更值得被借鉴和进一步强化。这一原则，主要针对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领域，来进一步“分好蛋糕”，以服务于可持续地“做大蛋糕”和谐发展的目标诉求。对于再分配、三次分配领域，需要更多侧重对市场竞争所形成结果的适当均平化调整，及与之对接的下一轮各相关主体“起点的公平”。

　　4、以“阳光化、鼓干劲、促和谐、扶弱者”为要领，运用系统工程思维构建分配制度体系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连，需要以系统工程的思维看待和改进分配制度体系，注重整体设计，综合集成，标本兼治。分配制度体系的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可以有分配功能的不同侧重，但这一原则总体而言是追求以所有分配功能的系统化协调、互补来形成“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者间的良性循环。发展成果“蛋糕”的做大与分好，通盘都需要规则、过程的“阳光化”，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是公平正义的必要保障。就基本顺序而言，应首先考虑鼓励、激发创业创新主体的干劲把蛋糕做大，因为这是“生产决定分配”所揭示的前提条件；到了分蛋糕的环节，则要更多注意以权衡促和谐，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种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分配结果环节上的“弱势群体”，则需要再分配机制（二、三次分配）特别予以关怀和扶助。

　　5、以改革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动态优化

　　发展必然具有阶段性特征，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需要适应客观发生的阶段转变，作出动态优化。此原则主要处理的是“做蛋糕”与“切蛋糕”互动循环发展过程中的长效机制框架建设与阶段性动态优化的改革攻坚克难问题。在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这一原则必然需要处理优化直接税、完善社会保障、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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