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杰：王阳明基层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黄文杰

　　一、改善基层社会治理须发挥道德教化作用

　　道德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王阳明继承了孔孟施仁政、重教化的传统，始终将“治心”放在基层治理的第一要务。王阳明“治心”是以道德良知和礼法规约教化和引导百姓遵守礼制规约和乡规民俗，将忠孝信仁等道德观念浸润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增强民众德性自觉。

　　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天赋良知、道德本心，“良知”不仅仅是个人成圣的基石，也是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前提，“良知之学不明”会造成社会种种问题。他制定《南赣乡约》，倡导“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时”，并以“一长三薄一会”的制度彰善、纠过，强化道德规范的教化作用。

　　王阳明还积极创办社学，力行“化民成俗”“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及教化思想。一方面广发劝学谕，要求辖下各地方官员办好社学，要求教师“以成德为事”；另一方面亲自创办学校并主持讲学，如在贵阳龙场悟道后创办龙冈书院，主政江西时修立濂溪书院，广西平乱后建立南宁学校、思田学校，创建敷文书院。这些学校既是他和弟子们探讨义理心性的场所，也是为民众讲解道德义理、进行德礼教化的初等教育机构。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其聚焦点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社会明德，创造出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主导任务仍然是做好“人”的工作，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良知学体系以内在的教化和正向引导为主，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促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其制定乡约、创办学校等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实践经验，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借鉴启示作用。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须加强法治建设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执政兴国、社会发展、百姓福祉都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和保障。王阳明强调教化，但将教化与法治相结合，同步发展德性与规约，达到道德化的自律与制度性的他律相辅相成。体现在王阳明的基层治理思想重实行、行实政、讲实学，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活动树立了样式范本。如在平定南赣后，王阳明一方面创立重视内部约束的《南赣乡约》，另一方面创造了重视外部控制的“十家牌法”，推出《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编十家牌》《申谕牌增立保甲长》等系列法规，蕴涵法治意识，体现法律的威严性。王阳明强调立法要因地制宜，“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执法要强调合理性，应根据案情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现代社会治理不仅需要高尚德性的价值引领，更需要健全的民主法制等制度支撑。社会管理法治创新并非只要温度不要威严，而是要着重改变“情—理—法”的积习，走向“法—理—情”的排序，最终实现“善政与善治”。王阳明正纲严纪，严明赏罚，有功则赏、有罪则罚的治理精神，因地制宜的创建思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启示人们要从基层实际情况出发，创新工作机制，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让法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法”“家常的法”“管用的法”，唯此基层法治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才会有坚实的支撑。

　　三、保障基层稳定须大力改善民生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统治者以民为本，重民爱民，珍惜民力。王阳明基层治理思想的哲学起点是“亲民”思想。他认为，治国理政的核心在于增进民生福祉。为政一方，需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自己的喜怒哀乐，切实感受百姓的疾苦，将自己对父兄血亲的“亲亲之爱”推广到黎民百姓身上，为百姓兴利除弊，实现仁政。

　　王阳明的基层治理始终将忧民疾苦、济民时困作为主要任务。在平定南赣时，疏盐法、征商税，以缓民困，达到“盐税事情，商贾疏通，军饷有赖，一举两得”的效果。针对江西南昌、九江等地严重的自然灾害，采取“上行”要求朝廷减免税粮、缩减军费，“中行”严惩地方吏胥不作为及贪腐行为，“下行”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三条治理措施，缓解民生，稳定社会秩序。

　　王阳明坚决反对“纸上之功绩”，反对知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主张要在“事上磨练”，创造“良知”政绩。王阳明积极肯定工商的社会价值，指出士、农、工、商都是“有益于生人之道”。这些开放开明的思想对于促进经济、改善民生、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关注和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事关群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在当代基层治理中可转化为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网”。“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对群众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要苦干实干，打通堵点、纾解痛点、化解难点，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创造“良知”政绩。

　　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须深化基层自治建设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制度机制是有效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志。王阳明在基层治理中取得的各项成绩，实际上是对治理制度机制的成功运用。如在南赣，先后实行和推广“十家牌法”“南赣乡约”“社学”等治理方式，同时制定规划和组织运行模式，形成乡约、保甲、社学合一的乡治系统。在具体的治理中，王阳明注重发挥地方精英乡绅作用，推选德高望重、知晓乡情、善于管理的地方精英或儒生组成乡约社会组织，有利于将国家倡导的政治主流文化传递给民众，达到道德文化上的普遍共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叛乱后民生凋敝的广西思恩、田州的治理，王阳明施行土官流官共治，以土官为主，设流官牵制土官，形成土官流官的双向权力制衡。既顺应夷民地区的具体实际，又形成相对稳定的基层治理结构，对减少地方贪腐、避免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平定横水、桶岗、象湖山等地的叛乱后，王阳明顺应民情，奏请设立广东和平、福建平和、江西崇义三县，地方治理得到加强，流民盗贼失去藏身之所，礼乐教化得到传播，使盗贼强梁之区变为礼义冠裳之地。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在基层，基础在群众。目前，城乡基层治理情况差别很大，必须因地制宜、多样化治理，不能“一刀切”“齐步走”。王阳明基层自治的制度建设，启示我们利用好民间存在的社会自生秩序。在当代，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完善群众参与共治的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多方共治的合力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市文化旅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