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治鄞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出任鄞县县令，至皇祐二年（1050年），任满离鄞。王安石在鄞县留下了从政的脚印和理政的思考，以及大量诗文。

    朱军备            

　　2019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998年诞辰日。东钱湖下水的忠应庙修缮一新，并设立王安石纪念馆，向社会开放。可以说，王安石的改革大业是从鄞县开始的。如兴修水利、贷谷于民，延请名师、兴办学校等，这些成功的实践，为王安石变法时的主要内容如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样本。鄞县是王安石探索政务治理改革的试验田，谋划社会发展的出发地。“在鄞千日，影响千年”，是后人对王安石的肯定和怀念。

　　为纪念王安石而修建的三座古庙

　　在东钱湖畔，为纪念王安石而修建的古庙共有三座。

　　最早建立的叫福应庙，又叫王文公行祠，此庙初建于南宋末年，位于距二灵山不远的黄菊岙。据说此地是当初王安石登临二灵山窥探治湖的必经之路，后因乡民往此参拜不便，分祀至下水修建忠应庙，福应、忠应二庙名称由此而来。另外还有一座灵佑庙，位于从下水至绿野村的路边。三座庙的出现，可以见证东钱湖地区民众对王安石的治湖功绩是非常肯定和难忘的。

　　忠应庙主体建筑建于清代同治年间，1987年10月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忠应庙为五开四间合院，由门楼、大殿和东西厢房组成。门楼左侧内墙竖有清同治四年的“永远碑记”一块。但因年代久远，忠应庙屡有圮毁，东钱湖管委会修旧如旧。

　　王安石纪念馆位于十里四香、山水一号、下水湿地等旅游景区之中，修缮后的纪念馆为湖区旅游增加了一处历史人文景观。纪念馆以图文形式展示了王安石生平，包括治鄞三载、兴修水利、兴办县学、贷谷于民、变法成就等，以及后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与纪念。厢房二楼，展示了王安石的诗文及各地的纪念场所。

　　原存的忠应庙内王安石的塑像，由原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冯一清先生设计制造。原匾“王安石纪念馆”由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题写。馆内还有不少著名书法家题词的匾额，如中国美院教授刘江题的“文明世则”，凌近仁先生题的“勤政爱民”等。

　　东钱湖畔，沿湖有不少怀念之处。如71省道有段路名“安石路”，钱湖工业区内有“介甫路”，莫枝堰下有“介甫桥”，过去还有一座“介甫楼”。2009年，东钱湖管委会在环湖北畔兴建了“半山忆”公园，也是为了纪念王安石。

　　王安石治鄞的三个主要贡献

　　公元1047年，26岁的王安石风尘仆仆，从淮南坐小船来到了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海滨小城鄞县，开启了他的从政生涯。

　　7天后，他开始用脚步丈量鄞县，体察民情。用12天时间，走遍东西十四乡，调查研究，劝导乡民。这段日夜兼程的“基层调研”经历，被王安石写进著名的散文《鄞县经游记》：“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

　　兴水利，强基础；重理财，纾民困；兴教育，办学校。这是史家公认的王安石在鄞县的三个主要贡献。

　　兴水利方面，王安石的主要成就是修海塘，创造了“王公塘模式”，同时对东钱湖进行治理，“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俞信芳执笔的《王安石与鄞县》一书，对陂塘有详细解释，书中引用《中国海塘工程简史》内容，称王安石为鄞县令，创筑鄞县石塘，呈斜坡式，一改过去直立塘式，后称荆公塘或王公塘。据乾隆《镇海县志·水利》载：“王公塘在二都，上达县城，下过穿山，塘起于孔野岭下自西而东，横亘以阻海潮。为镇海海塘肇始。”

　　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创造的陂塘，打破了传统的直立式，采用塘身向外呈斜坡状，以消减潮势，这样更科学，抗潮能力更强。而“决”，又采用了鄞县人民发明的“碶”来实现，起到蓄淡水阻咸水的作用。

　　王安石兴修水利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政绩是整治东钱湖。他组织率领全县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陂塘，筑七堰九塘。经全面整治后的东钱湖，从此“七乡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从根本上解决了周边的水利灌溉难题，使东钱湖重新成为造福于民的“万金湖”。

　　重民生方面，王安石发现，青黄不接时节，虽说没有受灾，但在官方税收及豪强的盘剥之下，还是有不少百姓生存艰难。于是，王安石将官府粮仓（常平仓）打开“发粟”给百姓，也就是低息借贷，等来年百姓收割后再还上新谷。这样粮仓中的陈年粮食经过出借，得以更新，百姓也渡过难关，可谓一举多得。这就是王安石在后来的变法中实施的化常平仓为青苗仓的实践“青苗法”——“贷谷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王安石传》）

　　鄞县跨江负海，兼有盐渔之利，素有商贸传统。王安石深切同情人民的艰辛，主张以天下之财养天下之人，施行“青苗法”以解民生之困。此外，王安石还上书改革盐税制，并提出一系列财政制度改革的设想。

　　兴教育方面，北宋以前，甬上教育几乎不成气候。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将县治附近的孔庙作为学校，“鄞县始有县学”。鄞县孔庙在如今的宁波市第一医院位置。当时的鄞县，教育人才匮乏，王安石遍访山野硕老，终于找到了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等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导下，明州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

　　王安石创办县学，对宁波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百年，涌现了如“甬上第一状元”张孝祥等近3000名进士和12位状元，这在全国也不多见。而在学术上，从南宋杨简到明清的王阳明、黄宗羲延至清代的万斯同、全祖望，“浙东学派”名扬四方。浙东文脉源远流长，王安石开了一个好头。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导虞云国认为，王安石在鄞县积累了作为地方一把手的首创经验，这是他变法前种种准备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经历让王安石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思想：在天下之民所构成的大一统的国家里，县政治理的好坏与否，关系到国家对天下的治理，因此县政是巩固整个朝廷统治的根本所在。

　　从治鄞的成功到变法的失败

　　学者祝勇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说：“苏轼初出茅庐，却站在反对王安石的行列里。他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和党同伐异。”进而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宋史》说王安石“果于自用”。王安石的这种刚愎，不仅在于他不听反对意见，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在于他不屑于从“庆历新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范仲淹当年曾想办一所学校，以培训改革干部，这样的想法，王安石都没有。王安石的过度自信由此可见。他施行的改革注定不会比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有更好的结果。

　　惠及贫苦农民的“青苗法”，变成了地方官吏盘剥农民的手段；而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赋税代兵役，使人民免受兵役之苦，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提供了堂皇的借口，每人每户出钱的多寡，根本没有客观标准，全凭地方官吏一句话。王安石心目中的美意良法，却似把血淋淋的割肉刀，递到各级贪官污吏的手中。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一方面是基层官员将顶层设计的经念歪了，惠民的好政策到他们手中却变成害民肥官的手段。另一方面，王安石改革动作过大，用药太猛，又听不进不同意见，变法失去众官员的支持，一旦皇帝动摇，改革大厦立即倾覆。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后，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掌权，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尽皆被革除，再往后，党争迭起，大臣倾轧，徽宗昏腐，北宋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