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名”逐“利”者戒

　　赵 畅

　　名利，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免不了要跟名利打交道。但若有人投机钻营、乖巧利用之，就很有可能把名利引向歧途，比如傍“名”逐“利”的行为。

　　自古就有人热衷于干如此勾当。明人张岱所著《夜航船》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以为大儒，蜷足而寝。后来听其语有破绽，便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说：“是两个人。”僧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说：“自然是一个人！”僧人笑了：“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故事中的士子“高谈阔论”，无非就是要傍“名士”之“名”而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逐“利”么，似乎要求也不高，只是为了在小床上多占点地方而令自己睡得舒坦些。可始料未及的是，正是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更兼才疏学浅，终究在满腹经纶的僧人面前出尽洋相。

　　今日，傍“名”逐“利”者也大有人在，所谓“求名心切必作伪，求利心重必趋邪”。比如，有的人仅仅在一些小报小刊上发过几篇小文章，也写得并不怎么样，可言必称“知名作家”；有的书画家虽不敢大言不惭标榜自己为“著名书画家”，但总是不肯漏下另一种特殊的称谓“某某大师的学生”，且不说现在“大师遍地走”，有些“大师的弟子”也忒多了；有“资深陶艺家”因为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可为显示自己的科研能耐，硬是将自己的“科研经历”拼凑到“曾与科研工作者一起攻关，并获得重要科技成果”的时空里……不论是哪种傍“名”行为，这些人一旦傍“名”成功，便痞气匪气一应俱全，连底线都不要了，除了逐“利”，怎么可能谈奉献与责任？

　　张岱曾对“名心难化”有过这样的描述：“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对有些人来说，有“名”就有“利”，小“名”逐小“利”，大“名”攫大“利”，在汹汹的“名利”面前，又有几人能够抵挡得住其凌厉攻势呢？《尼采的心灵咒语》中写道：“在派对上，有人滔滔不绝、妙语连珠，有人身着奇装异服，有人交际广泛，有人自我孤立……大家都想尽办法，只为让自己引人注目。然而，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是舞台上的演员，而其他人都是看客。”从这一点上来说，那些傍“名”者与其又何等相似！他们知道一旦傍上了“名”，自己就会格外“引人注目”并与普通人区别开来。很快，自己企求已久之“利”就会随之而来。

　　傍“名”有法、逐“利”有术，或许一时有效，但一定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露出马脚，就会前功尽弃，被人唾弃。当年曾有人建议残疾作家史铁生拜佛求康，但他说，佛断不能令他瘫痪的双脚站起来，佛之本意在于“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之处供人膜拜的宝座。有人向史铁生提出的建议，说白了，也就是要史铁生去攀附佛，以借佛之“名”为自己求得“安康”之“利”。然而，史铁生知道佛不可能“佛力无边”，更不可能令自己“瘫痪的双脚站起来”。真正的“佛”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觉悟”。事实上，正因为他“觉悟”，不傍“名”逐“利”，不攀“名”攫“利”，才令他靠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而开拓出人生的高境界。无独有偶，有一年，某作家代表团出访，中国作协给流沙河印了一盒名片，上面只有五个字：诗人流沙河。可他从未使用，他说：“哪有自封作家、诗人的，太让人脸红了。”此言此行，令人感佩！

　　真才实学，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起着真正的主宰作用，永远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就好像一家的主人。而“名”和“利”，就像偶尔来拜访的两位“宾客”——既然来了，不妨招待一下，一杯清茶，几句寒暄足矣，然后就赶快打发走人。不必为了招待这样的“宾客”，而耽误时间，误了“正事”，更无须生拉硬拽地挽留。过多追捧与曲意逢迎，就会有喧宾夺主之嫌，甚至有引狼入室的危险。这启迪我们：必须警惕名利观念对自己的束缚，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永远在自己手上。成功不只看头衔里的那一串“杰出”，因为社会有分工；成功也不仅仅指物质上的收获，还意味着精神上的成长，更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

　　黄旭华院士当年目睹日本侵略者欺凌，中学时期果断作出“弃医从船”的选择，响应国家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埋头苦干，一干就是30年。功业已成却不养尊处优“吃老本”，分秒必争献身于研发人才传帮带……什么是他的“名”？是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毕生奋斗；什么是他的“利”？是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熔铸于强国强军的事业中。对此，那些为了自我而傍“名”逐“利”者，不该羞愧得钻到地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