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政绩观的背后和实质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支配和决定政绩观。很多问题，看起来是能力、水平问题，其实质却是立场、感情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价值观问题。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始终是和为什么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因此，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价值观问题，只有这样，才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才能真正解决政绩观的问题。

　　张晓林           

　　一、政绩观背后有一个价值观问题

　　人们常说，“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应该说，这是亘古未变的硬道理。古往今来，为官者都在意“政绩”二字，这是担当职责、履行义务的自然追求。但怎么认识政绩？又建立什么样的政绩？往往取决于为官从政者的眼界与追求，而这个眼界与追求的背后，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则是“为了谁”的价值观问题，这是政绩观的核心问题，直接反映了为官从政的理念和逻辑。

　　政绩观对于领导干部的政德、政风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曾在1990年第9期《领导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为官之道》一文，文中指出：“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的本质区别。造福于民要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弊，无弊才能为政公平，使民安居乐业。造福于民，还要与民相知心，就是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主动、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为民办实事。”

　　我们现在的干部，被通俗地叫作“官”，也要讲政绩、谋政绩，但要明白，这和历史上的“官”及其政绩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性质和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干部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讲政绩、谋政绩是为人民服务，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的干部必须秉持的从政价值观、政绩观。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必须以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要求、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争取业绩政绩，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争取政绩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有过很经典的论述，即“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很清楚，对于共产党人来讲，第一不是不要功利和政绩，第二要的不是个人的功利和政绩，而是人民大众的功利和政绩。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从中不难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始终是和为什么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

　　应该说，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就是对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风姿屹立于世界东方；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总体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衣食无虞的温饱日子，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也就是说，经过了站起来到富起来并向强起来的目标奋斗的艰难历程。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举世公认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辉煌业绩和政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为人民群众造福的价值观。

　　二、价值观决定政绩观是个硬道理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是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大舞台，既激发了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人建功立业、争取业绩政绩的热情和欲望，也为每个人施展聪明才智、发挥各种潜能、大有作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吴仁宝、吴金印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基层领导，把过去很不起眼的华西、唐庄等小村镇治理发展成为蜚声内外的“富裕明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也因政绩卓然，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成为改革开放40年的先锋楷模；以孔繁森、王启民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同样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做出了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业绩政绩感人肺腑，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们的职务大小不同、个性禀赋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立场在人民群众那里，感情在人民群众那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群众谋政绩、创政绩。

　　如同大浪淘沙，免不了泥沙俱下一样，在干部群众积极进取、奋发作为、努力争取业绩政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重视的现象。有的脱离实际，好大喜功，指标定得高高的，规划搞得大大的，贪高求大，图的只是一个广告效应、轰动效应；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只讲短期效益，不讲长远发展，所谓的“政绩”之后却是贻害无穷；有的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热衷于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劳民伤财，花拳绣腿，干的说的都是给上级看的，没有一点实效；有的更为恶劣，利欲熏心，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世盗名，随意编造数字报功报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并把这些偏差和失误形象地概括为“造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为什么在争取业绩政绩的问题上会出现偏差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片面追求GDP指标的因素，唯GDP是从，生怕发展速度上不去，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从而走入唯意志论的窠臼；也有相互攀比、唯恐落后，急于求成，想早出成绩、快出成绩的心理作怪。形势发展很快，形势逼人，这本是好事，但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那里，变成了舆论逼人，变成了越快越好、越大越好、越高越好，一味求高求快求大，以致掺水弄假，失实失真。其实，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得更清楚，很多问题恐怕还是和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说到底是不能正确对待业绩政绩，个人私心欲望膨胀，想问题、办事情围绕的是个人利益，没有搞清“为什么争取政绩、为谁争取政绩和怎样争取政绩”这些根本问题，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偏误。可见，一些领导干部，一心想争取业绩政绩，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利益受损，其中，有认识片面的问题，也有工作不当的问题，但恐怕更多的还是对个人一己的功名利益考虑过重过多，偏离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有意无意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实，价值观决定政绩观是个硬道理，自古亦然。就拿我国封建社会来说，为政做官的，自然都是封建官吏。他们做官和治国理政，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其业绩政绩也必然深深打上封建剥削阶级价值观念的烙印，即巩固封建王权，压迫、盘剥人民。在封建官吏看来，从政为官，是皇帝的恩宠，是个人和家族的功名利禄，因此，争取业绩政绩也就是为了效命皇权、谢主隆恩，光宗耀祖、荫庇子孙。正因为如此，他们称道的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业绩政绩，在劳动人民眼里则被指认为残酷无道的劣绩恶绩；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利用个人的官位，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好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可见，封建官吏的仕途为官及其“业绩政绩”，是受封建阶级当官做老爷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支配的。当然，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也有一些清官廉官，在为政之位，也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为后人所称赞。像李冰父子建筑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及其留下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感诗句，像秉公办案的包公，一代廉吏于谦等历史人物，就是如此。这些清官廉官之所以能够在史册上留下较好的政绩和政誉，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中渗透和包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民本感情，由此而引发和支配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无视他们所具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人是有思想动机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动机支配的。为“官”为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受为政之德左右的，也反映了为政之德的优劣。同样是走仕途，同样是从政为官，想法看法大不一样，其结果也大不一样，留下的业绩政绩以及口碑声誉自然大相径庭。这里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从政为官，争取政绩是为了谁。这是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观、政绩观；有什么样的品德、涵养、境界和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为官理念、为政之举，就有什么样的功名追求和政绩效果。人生价值观是管总的，是总开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在为政道路上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支配。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形势、任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取得造福人民群众的业绩和政绩，仍然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党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不能变，也不会变。这既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价值观和政绩观所特有的政治优势。

　　要指出的是，由于环境错综复杂，情况盘根错节，局面千变万化，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党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为什么人的问题、为谁争取政绩和怎样争取政绩的问题更显突出。

　　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诱发下，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消极腐朽思想容易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大量地、经常地发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困惑、冲突和矛盾，面临的选择和考验比起以往来更加尖锐、更加严峻。如果不筑牢思想道德的防线，就有可能被糖衣炮弹所击中，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发生倾斜和偏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的问题，目的就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经受各种考验，为人民群众干事情、谋政绩。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发生滥用权力，争名逐利，不择手段编造虚假政绩等问题，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摆不正个人与组织、与群众的关系，私欲膨胀，价值观发生失误。事实说明，能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创造造福人民群众的政绩，关键在于有没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观。领导干部有自己的抱负和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定要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融入党的事业和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人民群众需要和欢迎的业绩政绩，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争取业绩政绩的过程中，绝不能把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置于视野之外。不少有抱负、有能力、有潜力的干部，最终因贪腐落马，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足以警示人们：知识、能力、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思想政治和道德操守。不要忘记，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是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括党的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建设在内。能力、水平问题不能脱离立场、感情问题，能力、水平的背后有一个立场、感情问题，是以立场、感情为前提、为基础的。很多问题，看起来是能力、水平问题，其实质却是立场、感情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价值观问题。只有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取得人民群众高兴和满意的业绩政绩。不能说，解决了为什么人的立场、感情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就会有一流的工作业绩和政绩，但完全可以说，不解决好为什么人的立场、感情问题，就绝不会有一流的工作业绩和政绩，甚至还会走弯路、歧路乃至邪路。这是被无数事实反复验证了的道理。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