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具有三大特点

　　徐进

　　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浪潮。这一轮“中国威胁论”兴起不仅深刻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焦虑，也提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妥善应对。

　　2017年末，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锐实力：不断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力》报告提出，本轮“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论点就是所谓的“锐实力”。这里的“锐实力”特指中俄等国利用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对第三国施加影响，其目标并非“展示魅力”或“赢得人心”，而是为了分散西方的注意力和实施操控。本轮“中国威胁论”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并具有一定市场，主要原因还是其符合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内部政治思潮。当舆论攻势形成气候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发起国的政策制定，从而彼此强化。总体而言，这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对硬实力和价值观的担忧相互催化。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军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领域和以“锐实力”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科技领域属于硬实力层次，尽管中国依然同美国差距较大，但我们迎头追赶的姿态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忧心忡忡。意识形态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锐实力”对其提出很大挑战。

　　第二，实际措施与舆论攻势相辅相成。在安全方面，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澳大利亚通过了《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竭力支持美日印澳联合抗衡中国，在多个场合利用南海问题非难攻击中国。在科技方面，美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经济手段限制、制裁中国企业的正当商业活动。“中兴门”事件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次蓄意攻击。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反华“雁行队列”。这一“雁行队列”呈现出以美国为首，澳、日、印跟随，欧盟选择性介入的结构。这个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最大的变化因素是欧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欧关系面临挑战，二是填补美国市场空缺的务实考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