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权：阳明心学与宁波地域文化

　　陈利权

　　阳明心学汇通儒、释、道三教，其影响遍及东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贡献于人类的最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之一。作为阳明故里，宁波既是阳明心学萌发地，又是阳明心学影响东亚文明的输出地，其地域文化与阳明心学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和互动。

　　一、阳明心学是宁波学术文化的第一座高峰

　　宁波学术文化由唐代虞世南开其端，他以史学经世，著有《帝王略论》。北宋时宁波学术文化初步发展。人称“庆历五先生”的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讲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把胡瑗的思想传入宁波。全祖望就指出：“吾邑自庆历五先生首辟学统。”南宋时期宁波学术文化得到长足发展，陆九渊的心学由被称为“甬上四先生”的舒璘、沈焕、袁燮、杨简鼎力提倡发扬，而独盛于宁波。其中，杨简在心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瞩目。此外，还出现了黄震、王应麟等著名学者。

　　明代中叶，王阳明承继孟子思想，发展了象山心学、慈湖心学和白沙心学，集宋明心学和儒释道之大成，建立了更为精致完备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使宁波登上了前所未有的学术中心的位置。当时，余姚有王阳明的第一个弟子徐爱、王阳明两个高足之一的钱德洪以及孙应奎、管州、徐珊、徐天泽等一大批及门弟子，鄞县有王阳明的弟子王应鹏、汪玉以及私淑弟子万表，慈溪有私淑弟子颜鲸等。王阳明晚年也讲学于余姚龙泉山的中天阁。诚如余秋雨所指出的，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上”。

　　二、阳明心学对宁波学术文化迈向第二座高峰的引导作用

　　明末清初，阳明心学在以沈国模、邵廷采为代表的姚江书院派中继续得到传承，而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经由黄宗羲，由他开启、推动了宁波学术文化迈向又一座高峰。

　　黄宗羲以刘宗周为师，属于阳明心学的修正派。他吸取了王阳明、刘宗周哲学的思想精髓，以“工夫所至，即是本体”之说，对心学的本体工夫论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思考，把传统的“工夫”范畴上升为“本体”范畴，为宁波学术文化由心学走向更显“经世致用”特色的史学，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他长期在宁波、余姚等地讲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开创、培植了一个以他为首包括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一流学者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是经史并重，强调经世应务，而与一味钻研故纸堆的乾嘉考据学派大不相同。黄宗羲由修正阳明心学而开创的浙东学派，成为宁波学术文化的又一座高峰。

　　三、阳明心学思想与宁波帮精神的内在契合

　　阳明心学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但基本的是三个方面：一是主体自觉——人生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心即理”，以良知为心之本体，把“心”的承载主体——“人”的地位提升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个体性、主体性、道德性和个体具有的能动性、自觉性和自由性。二是以“致良知”作为人生向上提升的根本方法。“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三是以“知行合一”作为人生向上提升的具体实修工夫。阳明心学思想虽有走向空虚流荡之弊，但它仍为实学。王阳明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行并进”和“事上磨炼”，在强调道德行为自觉性的同时，也注重道德意识的实践性，“为学重在实践，不实践不足为学”，“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实质在于提倡力行。故章学诚曾说“阳明得之为事功”。无论是主体自觉、致内在良知的根本方法，还是“知行合一”的实修工夫，都是在倡导自主进取、务实诚信的文化价值取向。

　　宁波帮在清代乾嘉时期形成，近代以来日趋活跃，在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与粤商、徽商、晋商一起同为中国四大商帮，并且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孙中山先生100年前就指出：“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宁波帮精神，即朝气蓬勃、欣欣向上的商业精神，脚踏实地、刻苦勤奋的敬业精神，审时度势、奋力开拓的创新精神，锱铢必较、讲究实效的务实精神，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精神。正是凭借这些精神，宁波人由宁波走向上海、香港和世界各地，涌现出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曹光彪和李达三等一批宁波帮代表人物。宁波帮精神，究其实质，就是与阳明心学思想内在契合的自主进取、务实诚信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契合表明，阳明心学对后起的宁波帮具有精神先导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阳明心学还为宁波帮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精神支撑。王阳明从他的心学立场出发，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黄宗羲对此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提出了更为响亮的“工商皆本”论，这为宁波人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打开了精神上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