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制表述有啥变化

　　张翼

　　有研究在追溯了社会治理体制的变化沿革后论述说,改革开放激发的发展动力,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将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中,中国社会的基础,也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为适应这种转型,在十八大之前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为达到既激发社会活力,又维持和谐稳定的目的,我们主要以“社会管理”为主配置制度投入。伴随“单位管理社会”或“单位办社会”的解体,劳动力结构也由地域化为主转化为地域化与移民化结合。为管控社会进程、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时,政府不得不接替企业分化的许多社会职能。

　　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管理”一词。2002年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之一。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法治保障”。在2014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第一次把“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阐明社会治理创新道路时,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逻辑方式进行梳理。在系统治理中,又着重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适应新时代的新矛盾,重新将社会治理体制表述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学界将之称为“二十字方针”。

　　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但其中蕴含的深意已发生本质变化。“管理”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的参与,体现的是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体地位,但却难以调动社会其他主体的治理参与积极性,最后不免会形成“单打独斗”的局面,从而造成较高的治理成本。但“社会治理”强调多方主体参与,强调社会各方力量的综合配置与协调使用。如果我们一直走政府单方化解矛盾的原有路线,则“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报”的状况就难以改变。因此,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中,我们必须明确,只有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政府作为一方主体,与社会、企业、公众、个体、法治等协同,才能更好发挥治理资源的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