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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性而行——王阳明其学其人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2017/08/23 03:32稿源:宁波日报

  徐良骥

  禁锢思想、束缚个性,维护封建纲常的程朱理学,自南宋以来,深得历代皇帝的青睐,在中国思想界统治三百余年,可谓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嘉靖年间,却被阳明创立的心学所动摇,至万历年间竟被瓦解取代。由此推断,心学必有非常之说,阳明必是非凡之人。

  心学有何非常之说?阳明先生曰:“吾平生讲话,只是‘致良知’三个字”,“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这是说致良知是心学的宗旨,也是圣人教人成圣的第一重要内容。这就涉及圣人是怎样的人?致良知与成圣有何关系?

  何谓圣人,阳明在回答学生马学莘问圣人品质时说,“何须要问圣人品质”,“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面行,则性便谓之道”。“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这段话是说人的本性由天所赋予,遵循天赋的本性做去,就合乎自然的大道。所以圣人率性而性,也就是率性于道。圣人以下的人,不能按本性做去,就会出现过或不及的偏差,那就要通过教化,达到明道成圣。由此可见,阳明把“率性而行”视为人生最高最纯最美的精神境界——圣人的境界,也就与理学视“存天理、去人欲”为圣人典范截然相——犹如隆隆春雷,催唤人性的回归。

  至于“致良知”与成圣的关系,则先要了解“良知”为何物。良知是孟子性善说的核心。他认为人具有天赋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如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是非之心(知)。故说“仁义礼知,非有外铄(镕铸)我者也,我固有之”。但阳明认为还说得不够精细,就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发展,构建心学理论,创立“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是心的本体是“明莹无滞”的,是无善无恶的,他认为孟子性善说是从源头上说,荀子性恶说是从流弊上说,但从心的本体说是无善无恶的。就象今天我们说婴儿脑里是一张白纸。但一旦动了欲念,这欲念就会有善恶之属性了。这时就凭良知作出善恶是非的判断,如果这个欲念是邪恶的,即不合仁义礼智的,良知就会作出去恶为善的抉择,那便是格物。可见良知具有知善知恶,去恶为善的本能,理学所胃“天理”、“格物”也尽在良知之中,不必在心外再去“格物穷理”,所以阳明直截了当说,“良知即天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理一也”。总之,良知在人的认知和思维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试金石”、“指南针”作用,丧失了良知,人就如同禽兽,乃至连禽兽都不如。

  “致”,即“付诸于”。“致良知”就是把良知认定的善恶、是非、真伪之标准,贯彻于自身的各种行为中去,达到知行合一,也就是率性而行的“行”。具体说,凡良知认可的就可以做,不认可的就不能做;凡良知认同的,即使其言出于常人,不以为非;不认同的,即使是圣人之言,不以为是。但“知之非艰”,而“行之惟艰”。所以“致良知”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圣人和常人的分界线也在于此。可见“知行合一”中,阳明更强调是“行”。这也是针对那些道貌岸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假道学,阳明批评他们“外加仁义之名,而内行其自私自利之实”。

  但人毕竟不是哲学上抽象的人,生活在真空中纯粹的人,其良知必然因人而异,因各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文化教育、个人经历等等不同而千差万别。因而对善恶是非决不可能有一致的标准,而没有一致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这样简单的道理,阳明难道不明白?当然明白。只不过他需要“人皆有之”的“良知”作为合法的外衣,来掩护“致良知”的实质——率性而行。这在回答学生陈九川问“如何致知”时,说得很明白:“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便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功夫”。“按自家的准则”,“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说透了,岂非是率性而行吗?可见“致良知”与“率性而行”是同义词。只不过是外衣与内核,功夫与成果的区别。但率性而行,非一日之功。就是阳明本人也是在年近50平定宁藩后才说,“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并在学生前坦言“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南都前”指43岁升南京鸿胪寺卿前,“乡愿”指考虑个人得失的人。平宁藩之事,所以敢未曾受命而行动,不顾险象环生,因“君子之酬酢(应对)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慊,满足、惬意也。换句话说,率性而行就是最大快慰了。所以学生纷纷赞美老师:“是圣人的真血脉”。由此可见心学中圣人,就是率性而行的“狂人”,也就是时时、日日、年年用致良知的功夫的结果。

  率性而行是针对理学压抑人性、束缚个性的,阳明还强调“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洁身自好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自然成了当时非常之说。诚如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说,“骤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天日,岂不大快。”这无疑是思想从麻木中觉醒,心身从精神桎梏中解放的感受。所以“从者如云”。特别是嘉靖2年至6年在家乡绍兴讲学,全国学子不远千里而来,远近寺刹都被住满了,甚至到了“夜无卧处、更相就席”,即轮流睡床的地步。阳明一开讲,“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听讲出门,无不跳跃称快”,“歌声彻昏旦”。场面之火爆,学术空气之活跃,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心学的向往。浙东也就成了全国学术中心,心学传播大本营。《明史》用“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后而笃信程朱而不迁异说者,已复几人矣”来概括心学发展之迅猛。嘉靖、隆庆后,即万历,除了几个老顽固,原来理学门人都改换门庭,程朱理学终于被心学取代!今天来看,阳明心学该是开中国历史上思想个性解放之先声,对后来非孔、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发展,对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特别是作品中人物个性的凸现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思想家王艮、李贽,文学家汤显祖、徐渭、冯梦龙、袁宏道等都是心学的门人。要不是万历后再过24年明亡,清王朝又重用理学统治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也会出现一个象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

  阳明是个大智大勇的思想家,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与学说完全一致。他教人率性而行,自已便是个率性而行的“狂者”,知行合一的典范。

  入仕前,有几件事就表现了他率真的天性。一是洞房花烛夜,去道观听道士讲养生之道,并长谈至东方既白。二是听理学家讲“格物穷理”而成圣之说,就在院内面对竹子“格竹”七天,竟没悟出一点“理”来,倒把身子累垮。但不放弃,又抱着怀疑,求证的态度,遍读朱熹的述著。三是两次落第,却劝同舍落第者说,“世以不得第为恥,吾以不得第动心为恥”。印证了他孩提时所说,“读书学圣贤耳”。没有把登第当作人生第一等事。此外,个性活泼好动,兴趣爱好广泛,作诗、歌诗、象棋、书法、骑马、射箭、兵法、乃至道教、佛教,都学有所成,对束缚个性的理学具有天然的逆反性格。

  进了官场,就由不得你的性子。正德元年,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谏忤旨,下诏狱。阳明时为兵部主事,以为戴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然,亦宜包含”。就抗疏救之。岂料亦下诏狱。后廷杖40,谪贵州龙场驿丞,累及其父亲改官南京。行至杭州,发现锦衣卫前来追杀,急中生智,脱下鞋子,放上遗书,佯作投江自尽,而搭上海船逃至武夷山。既已诈死,还去不去龙场?阳明从未有过的纠结。最后间道至南京,按父亲意见去龙场。

  经过这场生死荣辱的考验,阳明已经逐浙达到无我境界。在贵州排除万难,率性办学、讲学;任庐陵知县,为民请命,只交旧额银3498两,悉免新增6千余两以济穷苦,说“其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中心所甘,死且不朽。”百姓感恩,民风大变,仅7个月,获得觐见皇帝的奖励。还提升为南京刑部主事,直至为南京鸿胪寺卿。这种先行后奏的敢于担当的行事风格,在封建社会里真是寥若晨星。也许经过这次历练,48岁那年,奉敕勘处福州叛军,至丰城,知县告宁王朱宸濠反,急趋吉安,与知府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传檄暴宸濠罪,命守令各率吏士勤王,毫不犹豫担当起平叛的总指挥,仅35天就平定叛乱。要是重演明初靖难之役,国家又要发生一次大的动乱,多少生灵又要遭杀戮!其意义不言而喻。因而也有史家称阳明为中兴之臣。但也引来“天下谤议益众”。面对毁誉,阳明轻描淡写,说自已只不过凭良知信手行去,做得个有狂者的胸怀罢了。处置这么严重事情,能信手行去,可见致良知的功夫已是炉火纯青,因而对自已率性而行的胸怀也感到十分快慰。

  此后,阳明一发而不可收拾。嘉靖6年,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反,皇帝命他去镇压。他到南宁尽撤数万防守之兵,以示更生之路。土酋自缚来降,杖百而释之,仍为土司,不搞“改土归流”而搞“土流并设”。这样不折一矢,不戮一卒,全活数万生灵,而边境安宁。嘉靖十分满意。回军路上过断藤峡(在桂平县),这里是英宗时未剿灭的傜族起义据点。因“郡邑罹害数十年”,阳明又凭良知径自加以剿平。因天气炎热,军务劳顿,心力交瘁而病了。就“上疏乞骸骨”,然不待诏命,竟举一巡抚自行归来,到南安病逝。可见别人做官越做越圆滑,而他做官越做越有棱角,越做越有个性,因为他本来就是率性而行的人。

  因此,他便成了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嘉靖因其无诏行动,目中无朕,是“自夸大”,取消原来准备的赏赐,也恶其学说,谓“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徙,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世宗实录》)不少骂阳明是“病狂丧心之人”的大臣,乘机投石下井,攻击阳明“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端以为高”,甚至建议“禁邪说以正人心”。直到万历12年,大学士申时行等辩解,阳明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不可谓禅,才将心学归宗儒学,文庙从祀阳明。可见朝廷一直以禅学视之,存以戒心。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敏感吧!因为率性而行的结果,虽不直接冲击封建统治制度,但必然要削弱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作用,动摇统治秩序。

  与朝廷相反,当阳明灵柩路过江西,“江西军民无不缟素而哭送者”来看,可以想见当时沿途军民崇敬之心,痛悼之情,尽在“缟素”、“哭送”之中,其场面可谓千古一绝。阳明作为一代宗师,或一代圣人,是当之无愧的。

  临终,南安推官门人周积在待。阳明开目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阳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言罢瞑目而逝。这该是阳明对自已一生的总结和自慰。“此心光明”即此生光明正大,言不掩行,行不违心。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率性而行。然这种不唯上,只唯实,只唯良知的性格,皇帝和权臣是不喜欢的,所以在起用的同时,事事防之、忌之、贬之,使阳明时时处在非常压抑险恶的境地。但阳明就凭着这颗为国家为苍生的光明之心,实现了自已认定的人生最高精神境界——率性而行,也就带着微笑告别人世。

编辑: 朱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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