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英老人生前照片，在台上讲述历史

　　胡桂英老人，在2004年被认定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今年3月底，老人突然瘫痪了、起不了床。“虽然打小妈妈就老会和我们讲她在1937年冬天的遭遇，但是这一回卧病在床，她放佛又回到了那个冬天……”老人的儿子聂岫春对记者说，母亲生前反复地向儿女们讲述了自己在1937年的那段经历，并告诉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几天前，老人不知怎么，开始不愿意开口说话了。昨天凌晨5点半左右，老人在家去世，享年92岁。至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又少了一位。

　　挨了鬼子两枪，躲在床下20多天

　　对于胡桂英的几个子女而言，母亲在1937年的那段痛苦的过去，也是一大家人心底的痛。 “我们的老家在徐州邳县。”胡桂英的大儿子聂岗春告诉记者，母亲和父亲都是徐州邳县人。母亲出生于1924年1月，10岁时跟着奶奶从老家逃荒到南京。“1937年，母亲才14岁，她和爷爷奶奶及一个弟弟住在后宰门附近。”

　　“母亲常说，鬼子进来时她还来不及找地方躲，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倒下去，都吓傻了。”聂岗春说，母亲被鬼子打中了两枪，一颗子弹打穿了她下意识伸出来挡子弹的左手，另一颗子弹则穿过她的右肩头……

　　“因为知道鬼子没有走远，母亲就在床底下躲了20多天，才敢出来……”聂岗春说，为了保护母亲，奶奶给母亲脸上抹了炭灰，逃出来后也不敢擦掉，直到日本人最后离开了，才敢擦干净。

　　临走时一句话也没留下

　　昨天上午9点，在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富贵山社区，很多人聚集在胡桂英老人家里，悼念老人，寄托哀思。胡桂英的小女儿聂万春告诉记者，母亲16岁那年，和父亲结了婚，之后陆续生下了8个子女。“有一个哥哥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大姐几年前去世了，目前在世的兄弟姐妹共有6人。”

　　去年上半年，老人不小心摔了一个跟头，胯骨出现骨裂，之后就不能自己行走，而需要借助轮椅了。于是，儿女们就轮流推着她去中山门、玄武湖等地转一转。然而，今年3月底，老人突然瘫痪了、不能动了。

　　几天前，胡桂英突然不怎么愿意开口说话了。7月13日凌晨5点左右，二孙子还问奶奶“要不要喝水”，老人只哼了两声，摇了摇头。

　　凌晨5点半左右，小女儿聂万春来看望母亲时，发现老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临走时，她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聂万春说，虽然母亲临走时一句话都没留下，但子女们都记住了老人曾经的叮嘱——“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大屠杀幸存者只剩一百多人

　　据了解，1987年，南京初次统计大屠杀幸存者数量时，认定的大屠杀幸存者有1756人。此后的几十年里，陆续又认定了一批大屠杀幸存者。不过，相比新发现的大屠杀幸存者数量，每年过世的幸存者数量更多。

　　现代快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了解到，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减至100多人，而且大多年事已高，“平均年龄超过80岁”。胡桂英的离世，使得这个数字又减少了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活化石”老人消逝得会更快。“每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证词的史料记录，也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胡桂英的证言

　　我叫胡桂英，1924年出生，1937年，我家住在后宰门。日军进城时，有钱的人都跑了，我家里穷，跑不掉，也没法跑。我家邻居40多岁的贾大娘说，她家房子大，日本兵不会去，就算真的来了，她家门前有个大草堆，也可以躲在里面。于是家里人就把我和弟弟送到她家。

　　日军进城的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左右，闯进来七个日本兵，碰到人就打，就要东西。我那时十四岁，个子已经很高了，日本兵叫我到里边屋里去，我不去。我对弟弟说：“你走吧，你回家吧，回家喊娘去吧！”

　　弟弟被我撵走了。日本兵见我不进去，便用带刺刀的枪指向我，恐吓我，让我进去，我还是没进去。同屋里还有好些人，我心里想，死就死了，免得被日本鬼子糟蹋。

　　这时贾大娘对我说：叫你去，你不去，要死你自己死，她的意思是让我到里屋去。她说完抱起孩子就走，日本兵在门口举枪就打，一枪打死了她，后面的一个日本兵又把她年仅五岁的孩子贾小兰打死了。日本兵又从我的背后向我的肩上打了一枪，我刚转身，一抬手，手上也挨了一枪，我当时就倒下了。我身上、手上全是血，屋里的人跑的跑、死的死，我记得有姓陈、姓郑、姓贾的三个邻居就是当时被打死的。之后，几个日本兵哈哈大笑地走了。

　　我弟弟回家叫来我娘，我娘用她身上的大棉袄裹住我，把我带回家。在路上，我们又看见一个日本兵用枪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奶奶生病躺在床上，日本兵又来了，我便躲在她床底下，以免被发现后再给我补一枪。我当时感觉身上全是水，而那时还是冬天，天气不热。等晚上日军走后，家里人才敢把我抬出来，把我衣服换了，才发现子弹已经穿透我的肩膀和手掌，那些水都是从伤口流出的血。娘把我那沾满血的衣服扔进河里，帮我在手上抹了一把灰，用布包起来。我受伤后没有钱去医院治，便用手把受伤处的死肉拽出来。这两处伤口隔了好几个月才好。现在我肩上、手上仍有那天留下的两处伤疤，又痛又痒。一碰就麻，一下雨就疼，还特别怕冷。

　　我受伤后没多久便被送到难民区了。邻居家的李大姐、郭小妹、我和母亲都穿着老头子的衣服，脸上涂黑，在邻居家老头、老太的护送下，趁晚上天黑逃到了干河沿难民区。

　　日军也曾到难民区去找中国妇女，有一个人姓蔡，他的未婚妻三十多岁，住一楼(我住三楼)，两个日本兵把她拖到水龙头底下强奸了；还有个姓丁的出了难民区就被打死了；我还听说邻居有个十三岁的小女孩也被日本兵糟蹋了。

　　我父亲名叫胡继友，当时四十多岁，被日军追杀，他沉到水里，日军用刀在他腰上戳了一刀，戳到肉里，他的肉被戳烂了，幸好未伤及骨头，等日军走后，他才浮出水面逃回家。

　　有个拉黄包车的老陈，日军碰到他，揭开他帽子一看，说他是“中国兵”，便用枪打死了他。

　　还有一个国军参谋长的侄子，日军让他从屋里出去，他想到如果他出去了，日军可能会对他婶婶不利，便不出去，结果被日军打死了，他婶婶也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