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江北官员抑或文士，噢，不对，应是慈溪官员抑或文士似乎嗜好搞第二职业。尽管他们生于不同时代，不在同一地方从政或治学，然而却喜欢做一件相近的事情，那就是传播文化。

　　宋朝的杨简传播的是自己的学说。他出任过不少的地方官，自富阳经绍兴、嵊县，到温州，一路为官，一路研究心学，传播心学，什么“万象归一，万理归一，生命归一”；“心既是天地间主宰，又是人本有之善性，同时还具有洞悉宇宙、万象毕见之功能”……相隔一个朝代的四百年以后，明朝的冯季兆比杨简走得更远，到了边陲广西的镇平，那儿的荒凉，那儿的愚昧，着实令冯季兆吃惊，特别当看到民众不知《五经》时，他便设坛施教，口授《毛诗》……一个不务正业，一个多管闲事，他们皆不是出色的官员，不知当年是否招来过非议？不知杨简的老不大，当来当去只是地方官是否与此有关？

　　与冯季兆差不多年代的杨守勤也颇有意思，他曾云游至浙西遂昌的一山村书院，“忽闻书声从林中传出”，即循声步行而入。当看到同龄的学子，竟情不自禁一起吟诵诗文。真是异乡遇知音，共同的爱好令他乐不思蜀，在崇山峻岭的山乡当了一年半的教师。命运似乎特别垂青于从官山河走出回到慈城，又从官山河走出经运河北上进京的杨守勤，在三百位“贡士”中，他名列之一，中“会元”，后殿试又夺一甲第一，高中“状元”，成了慈城连中三元的第一人。

　　所幸的是历史也似乎垂青于嗜好搞第二职业的慈溪人。史册中记载的人物列传大多是他们的文谥，后人纪念的也是他们的文事。杨简的“心学”成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之萌芽；在他的故乡，在嵊县北门，温州乐平都建有以他的号命名的慈湖书院；如今，中国的哲学界又将杨简排入世界百位哲学家之列。而冯季兆也因传播他人学说，启迪了他人智慧而载入史册。人，渐行渐远，心，渐行渐清，论，渐行渐明。传播之传播，文明之道、文明之理就因他们的行，他们的言而遍布天南地北。

　　江北地处宁绍平原，靠近海港，引用浙江总督李卫的一奏言：“乍浦系东洋日本商贩往来要口”。也许江北处于要口之要地，也许江北的地形背靠大山，两江汇拱。这样的要地，这样的地形，在没有桥抑或建桥不便的年代，水路似乎是江北人进出江北的惟一通道。水路，自然而然地成了江北人搞第二职业的黄金通道。

　　古人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水江北赋予了江北人谋生的多种渠道。庄桥马径村的张家借得水之路，以船运业起家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家望族。1863年，张家为儿子张斯桂捐纳了候选知府。之后的张斯桂借海之路，成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汉语教师，他为丁韪良译著的《万国公法》行文作序。还替朋友徐继畲通过丁韪良的关系，将一块镌刻了《论语》片断的石碑，飘洋过海赠给华盛顿碑塔作纪念。

　　还是海之路，慈城黄山的王氏家族先后远送一族四个男人东渡日本。怎么也想不到，沿海往东一渡，竟让这四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斡旋于日本的政要文人之间，去传播曾经哺育他们成长的中华文化，以至中国末代状元张謇的日记，清邮电大臣盛宣怀的日记笔录一邑小镇这四位小人物的行状，日本文化人编撰的《笔谈遗稿》、《大河内文书》实录了他们与日本文人笔墨诗文的轶事。要知道，当年东渡扶桑的国人大多只能靠“菜刀、刮浆刀和剃刀”维生，而且居住于取名“唐馆”由日本人划定的居留集中地。而王氏兄弟则居住在居留集中地之外的大锯町等地。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当时全日本只有五百多外国人居住在外，中国人只有13人。

　　13人中的4个，这一比例了不得。也许如此，慈城的四王也就吸引当今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的眼球，从而使“沉睡”于馆底的有关王氏兄弟史料浮出水面。原来东渡日本的王氏族兄也是经商谋生，可他们又不是一门心思经商，王惕斋开设的“凌云阁”便是典型的例子。凌云阁专营汉文具，还销售《水浒传》、《金瓶梅》诸如此类的中华古典读本，一个卖书，一个买书，渐渐地因为书的媒介，王氏族兄结识了大河内辉声。辉声君酷爱汉诗汉学，一直敬重旅日文人，他见王氏兄弟擅长诗文书画，便拜王惕斋为师，常约王氏兄弟笔谈《红楼梦》等古籍，还作古诗“夕阳隐约寻芳路，曲水萦环修楔亭。醉后狂吟归欲晚，碧阴丛里且车停。”之后，诗文沙龙，书画笔会几乎成王氏兄弟的第二职业。他们传播了文化，文化也传播了他们，传播之传播，这四位来自浙东的小人物成了日本稍有名气的文士。而此时，清政府派公使首驻日本，初来乍到的清政府官员在日本遇到“翻译通事，颇难其人”的困难。因语言的无障碍，又因知晓两国的文化差异，王氏兄弟被聘为公使的民间翻译。

　　这一聘任，使王氏兄弟在日本碰到同乡张斯桂，张时任晚清政府第一任驻日公使的副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见老乡，相叙更思乡。之后，梅调鼎之所以被日本书坛誉为“清代王羲之”，这与老乡们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一次书画笔会，张斯桂展开梅调鼎的作品，而这之前，日本书坛已流传了梅的作品，一切的一切被当时著名书法家、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杨守敬看到。作为共同的爱好，杨守敬早闻梅调鼎的轶事，也十分崇尚梅调鼎那高洁幽峭的品性、书风，现在异国他乡看到有人带出梅调鼎的真迹，忽似觅到知音。于是乎，梅调鼎其人其书经他们共同的推介，而震动日本书坛。

　　其实兼任翻译对善于经商的王氏兄弟来说，不过是“钦差唤过王爷叫”的文化跑街。大凡跑街总是奔断脚筋，喊破嗓子，文化跑街更是如此。然而这四位在异国他乡的文化跑街却跑得有滋有味，据王氏后裔回忆，族祖父中的三位旅日四十余年，一位长居日本并客死长崎。期间，他们著书立说，挥毫泼墨，论诗谈经，无不以传播中华文化为己任。据现存的资料统计，王氏兄弟编译著作数十册，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农业、语言、文学、书画诸多方面。其中与辉声的诗文笔谈，留下了《文化笔谈》多达17卷，部分已编校成册上架，大量的则保存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研究所；此外王氏兄弟还以诗人、书法家身份漫游日本，写下不少的文化笔记，著有《独臂翁见闻录》等，王藩清的《三崎新道碑》、《翰墨遗余香》、《清国王琴仙书画状》、《桃园结义三杰帖》作品集被日本文士收藏，目前日本至少还有38人收藏了王氏兄弟漫游时创作的作品。这一切，史学界盛赞王氏兄弟在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上所立下的“筚路褴褛之功”。有关清史研究学者还将他们的名字与清朝派日外交官员并列入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册，认定“光绪初年，民智未开，赴日清人尚不多，可以认为他们是明治维新后，最早一批东渡的文人。”“他们开创了与近代日本文人进行诗文交流的先河，为清代外交官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面对这些评价，再看王氏家族的当初选择：“仆在二十年前，家计虽非巨富，亦有田百余亩，有两替（钱庄）等店数家。自西匪扰后，荡无存者。现在因谋食殊难，故作远游……”王氏兄弟的东渡原本是经商谋生的，后竟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海之路，是江北人对外交流的航道。杨简是从慈江离开故乡渐行渐远的，冯季兆走的还是这条航线。而1844年宁波外滩的开埠，让江北人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开创者。

　　翻开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史册，海之路，江北占据了诸多的节点！现在看来这其中有地理的因素，也与江北人嗜好搞第二职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