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20年前的明弘治元年（朝鲜成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一位名叫崔溥的朝鲜国官员，因遭暴风，漂流到中国台州，后到宁波，沿大运河上北京，转道回国。崔溥在中国逗留了135天，行程8000余里，见闻广博。回国后用汉文以日记体叙写了这段经历，名为《漂海录》。该书被称为“摹写中原之巨笔”，为研究我国明代国情提供了我国史籍不载或未悉的资料。

　　崔溥（1454—1504），字渊渊，号锦南，朝鲜国全罗道罗州人。24岁中进士第三，29岁中文科乙科第一，33岁中文科重试乙科第一。历任校书馆著作、博士，军资监主簿，成均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副校理，龙骧卫司果、副司直，官及五品。34岁那年9月任推刷敬差官，被派往济州。

　　第二年（即1488年）闰正月初二日，崔溥从任所渡海返里奔父丧，不幸遭遇暴风雨袭击，偕同船42人在大洋漂流14昼夜，终于在中国台州府临海县狮子寨辖地登陆。因有倭寇嫌疑，被送至海门卫桃渚所。经过基层海防单位海门卫千户、把总松门等初步审问后，被差送府（绍兴）、司（杭州）。从桃渚到杭州，好多研究者认为崔溥是“走陆路”的，但我们读《漂海录》却发现崔溥走过水路，而且有三段：在宁海走过从健跳所（今属三门县）至越溪巡检司的三门湾海路，从奉化到宁波走过奉化江，从宁波到杭州走的是浙东运河。为了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500多年前的浙东实情，现摘录《漂海录》中有关从宁波到杭州的日记如下：

　　二十九日下午，来到奉化江边，“有鼻居舠绕岸列泊。勇（护送官千户翟勇）引臣等乘其舠过石桥十三，行二十余里。江之东堤，闾阎扑地。其西南望有四明山。山西南连天台山，东北连会稽、秦望等山，即贺知章少时所居也。棹至宁波府城，截流筑城，城皆重门，门皆重层，门外重城，水沟亦重。城皆设虹门，门有铁扃，可容一船。棹入城中，至尚书桥，桥内江广可一百余步。又过惠政桥、社稷坛。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下十余处，高宫巨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棹出北门，门亦与南门同。城周广狭不可知。府治及宁波卫、鄞县治及四明驿，俱在城中。至过大得桥，桥有三虹门。雨甚，留泊江中。”

　　二月初一日过慈溪县。沿姚江而走，经过新清桥、进士乡，到宋石将军庙。“自府城至此十余里间，江之两岸，市肆、舸舰坌集如云。过此后，松篁橙橘，夹岸成林。又过茶亭、景安铺、继锦乡、俞氏贞节门，至西镇桥，桥高大。所过又有二大桥，至西坝厅。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旁设机械，以竹绹为缆，挽舟而过。”此处指经过西坝和西玙乡之新堰两处“济挽官船”的堰坝。再经过新桥、开禧桥、姚平处士墓，到达慈溪县。“棹入其中，有经元门、钟英门、都堂里门、都宪桥、进士门、德星桥、宝峰门，至临清亭前少停舟。夜，又溯江而北，至鸡报，泊于岸待曙。江边有驿，乃车厩驿也。”

　　初二日过余姚县。“发船溯西北而上。江山高大，郊野平铺，人烟稠密，景象万千。日夕，过五灵庙、驿前铺、姚江驿、江桥，至余姚县。江抱城而西，有联锦乡、曹墅桥，桥三虹门。又过登科门、张氏光明堂，夜三更到下新坝。”“又挽舟过坝”，经过一座大桥。天将曙时，又挽舟过中坝，到上虞江。

　　初三日过上虞县。穿桥过铺，至曹娥驿，“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至东关驿”，“复乘船”，“夜四更，至一不知江岸留泊”。初四日“撑鉴水而上”，到绍兴府里，进衙复审后，“复沿湖棹出城外，过迎恩桥，至蓬莱驿前留泊”。初五日“又溯鉴水而西”，过柯桥铺、钱清驿，夜过萧山县地方，“至西兴驿，天向曙矣”。初六日，渡钱塘江，到达杭州。

　　上段转述文字，足以证明崔溥北上杭州确是乘船走过水路，而他走的第三段从路线就可确定是中国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浙东运河”，现称“杭甬运河”。

　　可惜，我们的研究者没有发现这一重要信息。连《崔溥〈漂海录〉评注》的著者、北京大学教授葛振家先生也未注意到。他一直认为崔溥是由陆路到杭州的，论文中有二处确指：其一见于《崔溥〈漂海录〉初探》，其中有云：“崔氏等……在台州府临海县狮子寨登陆后，由陆路至杭州”；其二见于《崔溥〈漂海录〉探析之三》，文中云：“崔溥……从狮子寨上岸，经陆路至杭州武林驿”。我们宁波籍著名文史专家傅璇琮先生在为葛著作序时也接受了葛说，认为崔溥“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由杭州走水路”至北京。其实，两位先生都知道有浙东运河，傅先生不必说，葛先生在《崔溥〈漂海录〉探析之二》一文中曾指出：“在中国，修运始于秦统一前，最先开凿的浙东运河可能始于春秋之末。”但他在研究《漂海录》时，只关注“南北运河”以及杭、苏、津、京等“运河城市”，而忽视了崔溥最先走的“浙东运河”，因而也忽视了崔溥最先到的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