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孟颛先生登天一阁编目时留影
１９３５年，天一阁重修落成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宋刻本（冯捐古籍）
冯孔豫代表家属献书
《姜西溟先生文钞》（冯捐古籍）
伏跗室
作者：李广华 贺宇红
伏跗室
“伏跗室的代代橘树现在很粗了吧？那是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栽种的，原来三棵，现在只剩一株了，有80多年了。我有十几年没回去看了，很想念。”说这话的是伏跗室主人冯孟颛先生的长孙女冯太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一名动画师，今年83岁，已离休。
2008年国庆节前夕，我们在上海复兴路西路63号冯太同家，与冯孟颛的孙女、冯家四姐妹太同、仲同、叔同和季同聊起了她们的祖父。她那看似漫不经心的关于伏跗室橘树的问话，让人顿感有一种戚戚思绪在心头的味道。离乡多年，连花草树木都寄情于心，可见家乡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10月15日，天一阁将举办冯孟颛捐赠文物展，这是冯先生捐赠十万余卷古籍、文物、碑帖和一座书楼４６年后，所捐文物首次在天一阁大规模展出。
同为藏书楼的“伏跗室”，在今天的宁波，远没有天一阁出名。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既不知道它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可是，伏跗室藏书多的时候，曾经超过大名鼎鼎的天一阁。
伏跗室坐落于宁波海曙区孝闻街旁，清代建筑，坐西向东。整个建筑为五开间两弄三厢房木结构楼房，古朴精致，保存完好。进入漆黑的大门，便是一处天井，靠右面生长着一棵橘树，枝杈像一把巨伞遮挡着小半个院落，树根有大碗口粗，上面挂满了橘子。据说，代代橘并不好吃，但果实可以入药，想必冯先生当年种植这一树木是取其寓意，希望藏书能代代相传。橘树旁生长一株桂花树，枝叶茂盛，花香四溢。几棵芭蕉，叶子硕大，颇有几分古画中的韵味。树木掩映下有个半人高的圆形堡垒，那是防空洞，当年为防日寇轰炸专门修建的。迎面的抱柱联书写着沙孟海先生的手书：“有满屋藏书古为今用，是当代宿学人以文传”。厅堂及两侧陈列着冯孟颛先生生平事迹，有多幅照片和古籍批注、信件。
伏跗室原名伏柎斋，是冯孟颛族叔、甬上著名诗人书法家冯君木根据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狡兔硂伏于柎（跗）侧”之句命名的，“柎”与“跗”相通，“跗”是脚背的意思。希望他闭门修书，伏处跗坐。简单点说，就是让他安下心来做学问。
清末直到民国年间的孝闻街并不宽，原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上有桥名为水凫桥，伏跗室就坐落在桥边，后来填河拓街形成今天的模样。宅第原为甬上名流赵叔孺的私宅，民国初年，兵荒马乱，赵家手头拮据，恰逢冯孟颛的儿子冯衷博结婚，冯家便从赵家买进靠东面的部分。本是一座大宅院，冯家买的是其中一小部分。整个宅院的水井却落在冯家这面，双方商定，保留一道小门，专供赵家取水用。那口水井，供养着甬上两个文人家庭饮用多年。如今，水井还完好地保留在冯家院落。
这座木结构的二层小楼自被冯家买进后，便不再是简单的居舍，而是被其主人赋予了新的使命——变成了一座藏书楼。
冯孟颛其人
时下，人们习惯于以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文献校注家等头衔来称谓冯孟颛。其实冯先生在世时为人低调，嗜书如命，埋头做学问，并不在意称呼什么。与他交往的多为社会名流：马衡、赵万里、张寿镛、郑振铎、马廉、沙孟海、马涯民、张美翊、谢国桢、夏承焘、钱南扬、陈乃乾、杨菊庭、朱赞卿等，多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或藏书家，有的居住在宁波，有的居住杭州、上海、北京。朋友见面或书信往来，统称“冯先生”，这也符合“伏跗”原本的不求闻达之意。
冯孟颛名贞群，字孟颛，号伏跗居士，慈溪（今江北慈城）人，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农历九月二十三，卒于1962年3月31日，终年76岁。冯先生祖父冯溪桥以办松江府娄县盐务起家，后迁居宁波。先生一生坎坷，八岁丧父，靠寡母和祖父抚养成人，17岁考取秀才，19岁祖父去世，承祖父遗留，管理钱业，但做生意并非其志向。先生老年丧子，家业承袭和孙辈教育均由他操持。辛亥革命后，他任宁波军政分府参议员。1932年至1941年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解放后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宁波市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冯先生为人正直，性格内向，喜欢读书，更喜欢收藏古籍。先生父亲冯鸿薰为清朝贡生，曾留下2000册书籍，冯孟颛很快读遍，逐渐自己开始收书，用以研读。
在孙辈人的记忆里，祖父冯孟颛是个十分爱读书的人，从早到晚坐在书房里，严冬酷暑，雷打不动。看书写字累了，他会端着水烟袋，透过窗格，看着孩子们在院中玩耍。太同回忆说：“祖父性情温和，很少发脾气。他有午休的习惯，我们小孩子在外面打打闹闹，影响老人休息，他有时拿起门栓，装作打人的样子，吓唬我们。”叔同说：“祖父对我们的教育抓得很紧，小时候我们姊弟都没有到外面上过学，全是他教的。”
冯先生的记忆力让和他接触过的人叹服。一次，天一阁研究人员洪可尧跟先生去开会，离会议开始还有段时间，冯对洪说：“等也是等，我们找书背背。”洪随手拿出一本《尔雅》。冯说：“从头往下背不算什么，我们倒着背吧。”冯从尾背起，洪在一旁对照，一口气倒背下来，让洪目瞪口呆。
收书藏书
冯孟颛在古典文学、文献学、目录版本学方面造诣颇深，精于考据，有鉴别古籍的好眼力。特别是对宋元椠本、明清刻本，以及手本抄本均有研究，哪些本子序跋缺失，哪些为后人填补，哪里有谬误，经他翻阅，立时能辨真伪。他生活的年代大多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这段时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科举废，新学兴，社会上普遍视古籍为陈旧之物，跟不上时代，终将被抛弃。宁波自古多藏书楼，所藏典籍丰厚，然每遇动荡，必受冲击。许多藏家生计难以维持，便变卖书籍，有的甚至论斤出售，用以养家糊口。
众多古籍毁失令冯孟颛心急如焚。他尽自己的财力，边鉴别，边收进。他从赵氏“种芸仙馆”、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圣居”、徐氏“烟屿楼”、赵氏“贻谷堂”、陈氏“文则楼”等著名的藏书楼都进过书籍，许多是十分珍贵的版本。
伏跗室的书箱越堆越多，这也让他打心底里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他翻阅批注，修补残破，复原了一批被别人抛弃的古籍。对缺损严重，自己又没有资料的可补的损毁古籍，他就从外面借来抄补，实在找不到资料的，便会留下眉批，标出源头和自己的见解。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从王氏后代手中购得清代史荣所著《李长吉诗注》稿本20册，其中一册早在道光三十年便被老鼠啮啃。原书主人王斗瞻曾多次补修，咬破处得到补注，可后来又被啮啃，难以辨认。冯孟颛购得此书，喜出望外，唯鼠啮碎页，一时让他惋惜不已。他叫来家中补书匠，考据标
注，拼补粘贴，足足花去月余时间，基本标清了文稿。书籍从最初鼠啮到被冯先生补齐，前后跨越几十年，一部珍贵的古籍就这样得以重生。
正统的性格，也多多少少影响到冯先生的收藏，他对经、史、子、集类典籍特别感兴趣，而对艺术、小说、词曲类却很少问津。挚友马廉曾开玩笑说：“你所收的大多是正统派的作品。”马廉也是大学问家，正好与冯先生相反，他专收小说及词曲类秘本，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一冯一马，一“正”一“旁”，两位慧眼之士，相互弥补，在那特殊时期，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
伏跗室藏善本３００多种，其中宋刻本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16册，为海内珍本。此外还有元刻本赵汸《春秋属辞》八册和郭茂传《乐府诗集》，明刻本刘长卿《刘随州诗集》、明刻本杨循吉的《辽小史》一册，清黄宗羲《留书》旧抄本一册，清史荣《李长吉诗注》，全祖望《鲒埼亭诗集》谢山眉批抄本一册，清姚燮《姚复庄诗文稿》抄本三册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善本。此外还有慈溪张麟淑手录的《李杜韩白四家七古》等珍本。
嗜书如命的冯先生深知所藏孤本、善本的珍贵，他把卧室的床紧紧地靠在书柜旁，柜中就放着宋刻元椠明版古籍，抬眼就能看到，这样他才放心。
为了修补古籍，他长年在家里雇几名补书匠，在他们当中，冯先生最欣赏严春航师傅的手艺，遇到可心的版本有破损，一定要由他来修补。整理好后，按经、史、子、集、丛分类整理装箱，用《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序。书箱越排越多，伏跗室的房间显得越来越窄，家里人走动都要绕着书箱，有的地方拿书箱当起了隔墙。从清末到上世纪60年代，他前后收书达60多年，终达十余万卷，其中以前30年数量为多。
购进如此浩繁的典籍，资金从哪里来呢？其实，冯家到冯孟颛时期境况已大不如前。祖上经营盐业，有些许的积蓄，后来冯先生“以孤孙承家”，还经营过钱业，但时间不长。冯家娶儿媳妇秦懋卿时带来部分房产嫁妆，在东门口和药行街等地有店面房出租。后来冯家人口增多，支出增加，买书也只能靠节衣缩食进行。遇到有重复的书籍，他会卖掉相同的，再买进新品种。
著述
若仅仅是为了当藏书家，聚起十余万卷古籍，秘不示人，孤芳自赏，那也就不成其为真正大家了。冯先生选择的是一条保护、读书和著述的路子，这一点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30年代，冯先生担任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地点设在昔日中山公园的一幢小木楼里。那时常有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人来查找资料、探讨问题。每遇同道来访，他总是有求必应。抗战时局吃紧，为安全起见，文献委员会干脆搬到伏跗室的“求恒斋”办公。那一时期，除做文物保护等工作外，整理方志、著述编目成为冯先生的主要事务。
几十年间，他编纂出《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四册十卷、与马涯民合编《鄞县通志·文献志》。协助张寿镛编辑《四名丛书》。此外他还编有《伏跗室书目》六册、《续记刻贴目》四卷、《汉字简化溯源表》一卷、《钱忠介公肃乐年谱》一卷、《续编附录》二卷、《鄞城古甓录》一卷、《晏子春秋集注》八卷、续订唐元结集《箧中集》一卷等。
张寿镛先生编《四名丛书》时，冯先生积极响应，拿出伏跗室珍藏版本多种，见于丛书目录中作为底本或校本的有23种，采辑佚书编入丛书的有4种。编丛需各方搜寻流散的地方文献，共收得乡贤著作187种，其中五分之一由冯孟颛提供。他还在丛书的选题、辑编、考校、序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细致认真的态度，令人敬佩。
有满屋藏书，终能发挥作用，乃冯先生一大心愿，也实现着一个读书人的自身价值。
与天一阁的渊源
天一阁在宁波、在中国的藏书界有点像备受呵护的孩子，尽管已442岁了，但她讨人怜爱的程度始终丝毫不减。读书人要么以羡慕的眼光去审视，渴望走近她；要么寻找时机，以能为她做些什么而感到欣慰。
１９３３年９月，一场强台风吹倒了天一阁的东墙，部分图书受损，藏书楼危在旦夕。尽管此时天一阁的管理权还在范氏家族手中，但范氏后裔已无力来维护，延续了几百年的藏书楼将毁于一旦。危机牵动着宁波的上上下下，也牵动着每一个读书人的心。关键时刻，作为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的冯孟颛站了出来，他决定由文献委员会组织重修天一阁。在征得范氏族人的同意后，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这个临时机构有２５名委员，其中范氏族人６名。委员会由鄞县县长陈宝麟任主任，冯先生主持日常工作。经费一部分由鄞县县府解决，一部分向社会募捐。
天一阁档案记载，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办法，冯先生每次都亲临，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募捐以电报快邮等形式向京、津、沪，以及杭州、宁波等地同乡、有识之士发出，共募到经费一万四千余元。
重修并非砌一面倒塌的山墙了事，而是由多项工程组成，仅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十个月。从1934年6月动工，到1935年底，工程进行一年半时间，修复了倒塌的东墙、整修了书楼前后假山、建起兰亭，还从宁波府学处迁来尊经阁，移来各地明清及民国的石碑90余方，建起明州碑林，共花费一万七千多元。使天一阁不但恢复了往昔的风貌，还增添了新的景观。
历史上的许多藏书楼，常常在某次变故后损毁，烟消云散。而天一阁在危难之时，正是遇到了像冯孟颛这样的一群有识之士深谋远虑，出钱出力，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倾力保护，终得以延续下来。
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大学者黄宗羲以他的学问和影响力，得到了范家的认可，在讲学之际，首次以外姓人的身份被允许登楼阅览，此时距天一阁建成已经过去107年了。登楼阅览后，黄宗羲发出感慨：“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老先生不仅翻阅书籍，而且还萌生了编纂天一阁藏书目的念头。范钦自己也编过书目。自黄宗羲登楼编纂书目起，有许多大家编过天一阁书目或纂写藏书记之类的书籍，到民国时期，天一阁的藏书目已有十几种。
而此时的天一阁经历了战争、偷盗、台风等各种劫难，书籍又遭虫蛀、霉变等灾害，受损严重。经历太多风雨的天一阁，早已今非昔比，藏书的家底也已含糊不清，藏书楼太需要一部新书目了。
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商定：1936年8月16日开始编目，由冯孟颛任主编，范吉卿、范若鹏协助。冯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天一阁的贡献，得到了范家的信赖。
从伏跗室到天一阁，两座藏书楼，相距不过两里路，身著长衫的冯先生每天花六个铜板，包辆黄包车，按时赶往天一阁。他缓步登楼，轻开书橱，一卷卷地翻阅这些从范钦老先生起，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问家才有幸动过的古籍。每阅一卷，他都小心翼翼地甄别考据半天，然后再合上小心地放回。秘书施少素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唯恐漏掉一个字。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冯先生每天往返于伏跗室和天一阁之间，不要报酬，不拿薪水，一干就是174天，最终拿出书目初稿。
藏书与人生
在中国藏书史上，曾出现过许许多多藏书家，他们为保存中华典籍，四处寻访，苦中作乐，淡泊名利、不求官品高低、实心实行，惠于天下，自觉地承担起对文化的保护和文明传承的重任，在平凡中实现着他们的人生价值……
他们不屈服于环境，不畏权贵、不受金钱和官爵的诱惑，甘于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承受种种委屈，以身护书，人在书在，与书共存，这是藏书家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他们不将藏书据为己有，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的作用，通过借阅、借抄、刊刻重印、开放等不同途径和手段将自己的藏书向公众开放，使一家之藏转为公众所用，这是藏书家惠人利他主义的高尚情操；这不仅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自觉意识和境界。
他们不仅爱书护书，而且勤于校勘补正，不断搜寻残缺书籍，利用藏书进行著述；通过藏书，使文化的价值得以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他们以传承为己任，将自己的毕生收藏，亲自或嘱后人悉数捐给国家，化私藏为公益，这是藏书家公而无私的精神，也是作为一名藏书家最高的人生境界，表现了藏书家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
冯孟颛先生正是这样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为天一阁藏书的保护与传承，为宁波文化遗产的保存与延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盏青灯，一本书，一张纸，一支笔，创造出与世共存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