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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友甫
王金玉
叶树望
6月14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当天从业30年（含）以上在职文物工作者受到省里表彰。全省有53名文物工作者受表彰，我市有8人榜上有名。
他们中有的长年从事文物普查与维护工作，有的长期战斗在考古工作第一线，曾经参与过永丰库遗址考古等重大考古活动，有的已经成为河姆渡文化、浙东学术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权威，也有的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守护库房、从事修补、管理档案。他们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尽心尽责地为宁波文物事业的发展、精神家园的守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泥腿子”成长为专家
丁友甫：
从“泥腿子”成长为专家
丁友甫在文物部门已经工作了34年，他几乎参与了宁波城市考古的所有项目，包括天妃宫遗址考古、天封塔塔基考古、孔庙遗址考古、天宁寺遗址考古、和义路滨江码头遗址考古以及永丰库遗址考古等。同时，他还与省考古队一起参加了河姆渡遗址慈湖遗址考古、茗山后遗址考古、塔山遗址考古等，并独立主持了傅家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我市文物考古方面的业务骨干，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被市总工会文卫工作委员会授予“文卫系统首席工人”。
58岁的丁友甫显得瘦削而精干。他告诉笔者：“野外考古需要一定的体力，所以我一直很注重身体锻炼，业余时间我喜欢在社区打乒乓球、跑步。前不久，我市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我跑田野、爬山，到处调查文物遗存，一般年轻人爬山还赶不上我呢。”
丁友甫回忆说：“1975年10月，我到天一阁文保所工作，在此之前我作为知青在农村务农6年，对文物保护并不熟悉。然而，同年12月，保国寺需要维修厢房、大殿等一些古建筑，我也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吃住都在保国寺，白天搞建筑维修、管理工匠还要负责接待工作，晚上则自学考古理论知识。起初，我觉得考古很神秘，相关的专业知识太深奥，但我想只要努力学习，就是一个‘泥腿子’也能成长为文物专家。后来，我坚持自学一年半，终于初步掌握了考古的相关知识，接着，单位又派我去杭州大学文博专业进修了近两年，学到了更多考古专业知识。”
学有所成的丁友甫很快迎来了从事实地考古的机会，1977年9月，河姆渡遗址开始第二次发掘，“当时参加挖掘的有来自全省各地的文物干部，现场还举办了‘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丁友甫告知笔者，当时他既是考古队员，又是培训班学员，“边挖掘边接受培训，称得上是‘理论联系实践，那一次考古让我正式迈入了考古界的大门，从理论知识到专业技能都有了一次飞跃性地提高。”
在丁友甫的记忆中，永丰库遗址发掘是他最感骄傲的一次大型考古活动，“永丰库遗址地块属于我市九大考古区子城遗址的范围，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要在这里挖什么？经文献考证，子城城墙与护城河是首选，其次是仓库等一些遗址。”第一次组织发掘基本达到了目的。“考古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后，我市又请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古建筑学家傅熹年等一起论证，他们认为这一考古发现是全国罕见的，于是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永丰库遗址发掘共发现了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以及砖砌道路、庭院、排水设施、水井、府东河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明时期大型库区遗址。“当时对永丰库遗址是这么定位的：迄今为止宁波最重要的城市考古新发现。”丁友甫感慨地说。
今年5月，永丰库遗址公园开工建设，将于年底建成，“公园建在回填后的遗址上，采用旧石料和砖块，复制考古发掘出的永丰库遗址初始状态。”
如今的丁友甫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近期我正在参与编写宁波博物馆陈列大纲的第一、二部分的资料收集及论证，抽空还要完成傅家山遗址整理和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一个字，‘忙’。”
对于自己30多年的文物工作生涯，丁友甫这样说：“工作很辛苦，经常在野外一待好几个月，之所以能坚持到底，凭着的就是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作为宁波人，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宁波的历史，我很有成就感。”
王金玉：
最年轻的30年文物工作从业者
第一次见到王金玉，只能用“惊奇”两字来形容。在天一阁博物馆大门口，工作人员告诉说，那位穿着橘色印花长裙、背着一个超大背包正走过来的女性就是王金玉，“这么年轻！”是笔者当时唯一的感叹，因为她的外貌与人们心中的30年文物工作从业者形象实在是大相径庭。
王金玉可能对这样的反应已经习以为常了，她温婉地微笑着，招呼笔者：“这么早就过来了？”笔者尾随王金玉来到天一阁的一间朱漆板房内，室内的装潢风格也似她一般沉静如水。
王金玉被分到宁波天一阁文保所工作时才16周岁，“那时候天一阁还没有对外开放，非常安静，所里一共也只有10多个人。”刚开始，她被分配学裱画。“我是从甬剧团转行到天一阁的，虽然两个行业差别很大——一动一静，但骨子里我是个喜欢清静的人，所以我很快喜欢上了裱画。”
仅仅花了半年时间，王金玉就完全适应了在天一阁的工作。后来，她又跟李大东师父学古籍修复。王金玉一有空就会跑到隔壁看李大东修书，并且不时地向他请教一些古籍修复的问题。虽然裱画和修复古籍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两者也有相通的地方，所以王金玉很快就学会了古籍修复。
然而，古籍修复这门技艺入门容易，想精通却难。古籍修复所用的“法宝”不过是一支毛笔、一碗糨糊、一把剪刀、一支镊子、一个小喷壶，再加上一把棕刷，而这些“瓶瓶罐罐”却担负着一本数百年古籍重生的重任。“这门技术是独特的传统工艺，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有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但一些重要的修复方法还是要靠老师手把手教才能精通。”王金玉说，“有些发霉变脆得厉害的古籍，修补工作一天只能完成一张，整天整月埋着头盯着一本发出霉味的书，这种枯燥的滋味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
王金玉参与过的最重要的古籍修复工作是天一阁的《科举录》修补工程，这项工程历时数年之久，如今已到了扫尾阶段。她告诉笔者：“天一阁是宁波人的宝藏，古籍修补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30年日复一日地跟发霉的书画打交道，王金玉经常一站就是一上午，一坐就是一下午，长时间的站立和低头伏案工作，让她的腰椎和颈椎都患上了职业病，经常隐隐作痛。然而，王金玉却并没有厌倦这一工作，她抬头环顾四周熟悉的环境，笑笑说：“每当我修补书画时，就觉得心无比平静，无论有什么烦恼也都会忘记。”
笔者采访王金玉时，正好看到办公室内有几个年轻女孩忙忙碌碌地正在装裱字画，“她们是新招进的工作人员，天一阁提出打造四大中心，其中之一就是致力于成为国内纸质类文物保护中心，今年年底，李大东老师就要退休了，古籍修补工作人手严重不足，所以我正在培训一批新人。”笔者看着王金玉告诉新来的工作人员：糨糊不能冲得太浓，也不能太稀，宣纸不能有一点皱褶，画装裱在绫子上时更不能一头窄一头宽……相信不久以后，在王金玉身旁，将出现更多年轻的古籍修复工作者，为宁波文脉的留存，献上自己的青春。
叶树望：
穿行于远古与现实之间
在余姚的文物保护界，叶树望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现年59岁的他称得上是余姚文物保护队伍的“领头羊”。
1978年，叶树望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余姚县文化馆（当时有文物保护职能）工作。当时，河姆渡遗址的相关抢救式保护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叶树望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刚从学校出来的叶树望，在亲临河姆渡遗址保护工作现场时，心灵感到了极大的震撼，他觉得，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而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这项使命成为他最大的心愿。
上世纪80年代初，余姚县委决定修复浙东区党委旧址，叶树望参与了征集失散革命文物工作。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少，工作量十分大，叶树望不顾劳累，在四明山区徒步走村串户，寻访革命遗迹，只要有一丝线索，哪怕是来自村里老人的一句闲聊，他也要查个水落石出，决不轻言放弃。同时，他还和同事们向余姚籍革命家、文学家楼适夷等老同志请教，得到了更多线索和实物。经两年多努力，浙东区党委旧址纪念馆得以建立，如今，每年都有大量观众通过参观纪念馆展出的丰富革命文物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986年3月，余姚决定加大对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力度。叶树望起草了《保护和开发河姆渡遗址的近期规划和远景设想》，正式提出尽快建立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意见。各级领导、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论证，决定在遗址旁建造博物馆，并做好远古场景再现、继续科学发掘等工作。当年6月11日，余姚县政府成立河姆渡遗址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叶树望任副主任，具体实施河姆渡遗址的前期工程，起草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规划大纲》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设计任务书》。1993年5月13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从场馆外形到馆内陈列，每一项工程的背后都似乎能隐隐看到叶树望辛勤策划的身影。此外，叶树望还参与了2001年的田螺山遗址考古，以及此后的遗址建设陈列馆等工作。
1988年，湖山乡（现属牟山）一带多次发生盗墓案件。余姚县里成立了一个由文化、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查处队伍前往处理，由叶树望任领队。湖山乡一带分布着几十处两晋至南宋的古窑址以及大片的古墓葬，由于当地砖瓦厂取泥烧砖，造成几十处古墓葬被破坏，有人对葬品实施了盗窃。叶树望一行人对盗墓现象进行了严厉打击，有效遏制了盗墓风，并对古墓葬进行了保护和修复。1988年4月，文物管理部门对已暴露的古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汉至南朝墓葬28座，1989年10月，叶树望负责对当地的11座古墓葬进行清理，1990年，又清理古墓葬3座，两次清理收获不小，不但发现了东汉、两晋时的当地墓葬风俗和规格，还发掘出了多件珍贵文物。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叶树望参与了“四先贤史迹”修复工作。其中，他参与修复的四先贤故里碑亭、黄梨洲墓道、龙虎草堂、朱舜水纪念堂、王阳明故居、严子陵纪念坊等，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拜谒先贤的重要场所，有效地彰显了余姚“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的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