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仰芳

　　□宁波掌故

　　钱庄业在旧时宁波人眼里，历来是一只“金边饭碗”。从前从事钱庄业者，不是被人叫做长衫先生就是老板，甚至连进钱庄当一名学徒，也成了贫苦人家的一大奢望。可钱庄这一行业究竟从何而来呢？据查，至少有下列四种说法：其一，是宋代“兑便铺”说。所谓“兑便铺”，即是当时宋代市面上流通货币有铜钱与“会子”(纸币)两种，一道并用，但购买货物时两者需要互相兑换，因而就有人当街设铺赚取差价，但它的历史过于遥远，只能说是钱庄业的一个雏形。其二，山西票号南迁说。晋商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发迹于明朝末年的动荡时代。传说中，山西商人掘到的“第一桶金”，是来自李自成逃出北京城后携带的成千万两官银。李自成败走山西诸县，沿途中埋下了不少银两，这些银两后来就成了晋商票号的财富资源。虽然传说归传说，可当年平遥城里的“日升昌”大票号确实是威风八面，分号不但布满全国各地，还远涉到了俄罗斯。晋商票号虽然南迁北上，做老板的依旧是那些山西商人，更何况到了清朝中晚期，晋商票号逐渐走向没落。其三，绍兴人煤炭店说。翻开《中国钱庄概要》一书，开篇明言就写道先有绍兴人某者开煤炭店，略有余资，兑换钱洋，并放款于邻近商店，逐渐推广，独树一帜，此绍兴派钱庄之所由来也，吾国南方各省之钱庄多系此派之血统。可我们宁波人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而且此类说法中的主人公有名有姓，比起绍兴人开煤炭店更加显得详尽!

　　清朝同治年间，宁波有方七者，鬻靴于上海五康庄之前，每日除衣食外，颇有盈余，而其所余之金钱，悉数存入于五康庄，以求子息，日积月累，已达百吊。不数年，沪地难乱，一般豪富均相率迁避，络绎不绝，而五康庄之主人亦宣告他去，因素感方七之忠实，临去时赠以庄内一切什物，并嘱其继营斯业。于是，方七罢靴鞋业，将平时所存于五康庄之百金，转为现兑业，即现今宁波人经营钱业者之鼻祖也。

　　这位名叫方七的宁波人究竟是谁呢？是确有其人，还是纯属杜撰？我自然对此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无独有偶，前不久的一天，我从甬上名家张美翊先生撰写的，并由著名藏书家“伏跗室”室主冯孟颛先生作注的一篇名叫《宁波人开风气之先》的文章中又发现了方七的名字：“中外交易，宜有汇兑之所，英商初设汇丰银行，而华商苦无金融机关。镇海方七老板始在小东门创设钱庄，开列即期、有期庄票，与银行往来，信用卓著。虽一纸万金，西人皆乐受之，视为无限信托。今钱业为南北市巨擘，而起点则七老板也。”显然，鞋匠出身的方七在这里已变成了钱庄业一代巨擘七老板，并透露出一个讯息，他是镇海人。叙述的内容也更加与钱庄业贴近，有“虽一纸万金，西人皆乐受之”云云，可见当年的方七爷已跟外国洋人打起了交道，做起了金融生意，而且“信用卓著”，这比开煤炭店的绍兴人不知先行了多少步!张美翊先生是一个学识扎实的文化人，辛亥革命后曾担任宁波教育会会长，又参予刻印《四明丛书》及《续甬上耆旧诗》之事，在当时知识界里享有较高的威望，他撰写的文章应该不会有妄言吧!顺着这一条思路继续追寻下去，又发现冯孟颛先生在方七爷后面作了一个小小的注释：七老板系镇海桕墅樵岭太守之父、椒伯之祖。这樵岭太守的业绩已无踪可查，随后这位方椒伯却是一个名闻沪甬两地的宁波商人。他生于1885年，六岁入私塾读书，十七岁那年，因科举考试未中，方椒伯转而去上海习商，起先和叔父等人一道经营五康、延康等祖传钱庄，1922年又与秦润卿、薛文泰共同集资三十万元，创办大有余榨油厂，后经风风雨雨，至抗战前夕，已增资至五百万元资本。此外，他还曾任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与宁绍轮船公司董事及董事长等职，并两度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全国解放后方椒伯又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1968年5月24日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由此可见，这位方七爷以及他的后人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在老一辈宁波帮旅沪商人的业绩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