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亮：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

　　蔡亮

　　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融汇于英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18世纪欧洲汉学著作的英译传播、19世纪的持续推广和20世纪至今的系统研究。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离不开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这一先天优势也助推英国成为阳明文化在西方传播的策源地和摆渡者。

　　一、18世纪：欧洲汉学著作的英译传播

　　18世纪末以前，英国缺乏输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直接渠道，有限的认知来源于欧洲汉学著作的英译本，这其中也包括对王阳明的认识。1741年，法国著名神父、汉学家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发行，该书收录有关王阳明译文10段，涉及原著为1536年版《王阳明全集》，即嘉靖十五年闻人诠刻《阳明先生文录》，选译者为法国传教士赫苍壁。《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是目前可考西方最早收录和研究阳明思想的英文文献，也是阳明文化西传的标志性事件。

　　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中英两国的交往日益频繁。自此，大量英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以传教为目的对中国思想典籍进行编写和译介，直接推动英国汉学在19世纪的迅速崛起，这为阳明文化在英国的传播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19世纪：英语世界的持久推广

　　19世纪，英国传教士、外交使者和汉学家扮演起阳明文化西传推动者的角色。1807年，马礼逊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位英国新教传教士，1818年，马礼逊在其主编的《印支搜闻》中翻译了王阳明的《谏迎佛疏》一文，其目的在于掌握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以最终实现其“以耶代儒”的构想。1851年，作为英国外交官的密迪乐警觉地关注着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他在写回英国的信中谈到1529年前后王阳明在广西的平叛和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信件收录在他的著作《中国人及其叛乱》。186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从文献学的角度向世界推荐王阳明的文集，他在《中国文献纪略》中写道：“王守仁，16世纪中国学者，一生著作颇丰，然而时过境迁，原著刻板遗失较多，后有大量改本、别本问世。17世纪后期，有其五世孙后裔王贻乐将先祖文章以《王阳明集》编撰出版，共十六卷。”伟烈亚力对王阳明思想作品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

　　1879年，托马斯·沃特斯在《孔庙从祀者介绍》中介绍王阳明的成长经历和学说思想，王阳明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得到西方的认可。1886年，道格思爵士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目录》中收录1699年《名家制义·王守仁稿》，选自俞长城康熙三十八年《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刻本，同时收入馆藏的还有1685年16卷本《王阳明先生全集》。1898年，道格思爵士还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日文目录》中收录了1880年出版的两位日本学者编辑的王阳明诗歌集和文集各一部。

　　1898年，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汉学家翟理斯在《古今姓氏族谱》中简要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平叛宁王等事功和历史地位。翟理斯1873年曾在宁波任职，并翻译了源于当地的《三字经》。1898年，翟理斯所著《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威妥玛所收汉文满文图书补充目录》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研究中国的重要工具书，翟理斯的目录是根据“中国古典分类法”对威妥玛藏书进行系统编目，书中“历史、传记和形象”条目中收录了《王阳明全集》。王阳明的作品被持续收入英国国家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馆藏图书，凸显了英国社会对阳明思想的关注，推动了阳明文化在英国的持久传播。

　　三、20世纪至今：多元领域的探索传播

　　进入20世纪，英国主办的东方学研究机构成为阳明文化在西方传播的重要推手。1908年，英国人沃尔特·德宁在《日本亚洲学会丛刊》撰写《日本阳明学的传承》，该文对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13年，英国东方学者朗巴特通过对中江藤树等日本教育家的研究，发现阳明文化对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同时，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成为王阳明研究的重要阵地，伟烈亚力、翟理斯、理雅各等人都是该文会的荣誉成员。

　　1912年，亚洲文会邀请任教金陵大学的美国学者恒吉在上海发表了关于王阳明的主题演讲，这是英语世界对阳明思想研究的首场现代学术交流；作为惯例，恒吉的演讲文本发表于1913年的《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分会会报》。1914 年，该文又发表在美国的《一元论者》，题目为《王阳明：中国之唯心学者》。此后，恒吉当选文会会员，并受委托翻译《王阳明的哲学思想》。1916年，恒吉的译著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1918年，文会会报隆重介绍译著，并称：“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西方世界突破了对王阳明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的认知，阳明思想的人类性和世界性意义得到巨大认可。值得一提的是，恒吉对王阳明哲学术语的翻译受到苏格兰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影响，他依循理雅各在《孟子》翻译中的译法将“良知”译为“intuitive knowledge”。

　　20世纪中叶后，阳明思想引起英国科学史领域的巨大关注。剑桥大学汉学家李约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李约瑟在作品中多次论及王阳明，他认为王阳明非常重视与生俱来的直觉，即良知；他发现王阳明的道德直觉论比欧洲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学说早了200多年。李约瑟还将王阳明与实践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相提并论，他指出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比康德提出的“定然律令”更早。李约瑟很推崇《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中的一首诗：“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然而，当放置在科技思想史的维度上，王阳明则被李约瑟视为反科学的唯心主义者。在李约瑟看来，针对社会关系的“道德学”，只强调对自我主体生存的关心，而忽视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关联。

　　李约瑟对王阳明的质疑与其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其历史指向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其未来指向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足以支撑中国的未来发展？李约瑟选择性地关注了阳明思想对道德修养的强调，而忽略了阳明文化中知行合一的论述，殊不知，阳明思想所代表的行动儒学尤其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统一。21世纪阳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给了善意的李约瑟一个铿锵的解题思路：在王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之际讨论其时代价值，我们尤其要发挥阳明文化的实学本质、充分观照现实世界，避免空谈心性。

　　（作者为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