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实龙：阳明心学与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

　　张实龙

　　一、阳明心学中思想解放的基因

　　阳明心学里所说的“心”，不是指人的心脏，也不是指人的心理，而是指人的整体生命。生命本来就有绽放的趋向。一粒植物种子，给它温度和湿度，它就会发芽、生根、抽枝、开花、结果。一个人也是这样，给他合适的平台，他就会说话做事，思考问题，来呈现自己的存在。这种绽放的条理，是人生命本来就具有的，所以王阳明说“心即理”，这也是人的“良知”。人听从自己生命的召唤，按“良知”去行动，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因此，简单说来，阳明心学就是教人合理地发挥自己生命潜力的学问。

　　阳明心学蕴含着思想解放的基因。王阳明的“致良知”，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要人在自己生命中寻找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他在一首诗中说道：“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外头寻”无非是向外寻找行事的依据，比如圣人之言。在王阳明看来，首先要打烂这些外在的权威。于是，他吹起了解放思想的号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自汉代经学盛行以来，中国人习惯于对圣人之言俯首听命。而王阳明要人“得之心”，以此否定了以孔子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使人冲破僵化的思想束缚，挣脱固有的精神枷锁。

　　否定了圣人的权威，王阳明要批判章句之学。汉代经学注重对经典一字一句的注释，有时为了解释一个词，动辄上万言，看起来似乎是学识渊博，其实是支离了经典的精神，割裂了经典的生命。王阳明认为，圣人编写经典，无非是书写他的心体。后人阅读经典，只有明得自家心体，然后才谈得上读懂经典。王阳明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这实际上是说，人人都有权利来谈论自己的修身之学。只有人人都来参与讲学，然后才能整体地提高人群道德修养。

　　二、明朝后期思想解放运动

　　阳明心学孕育着思想解放的火种。随着阳明心学传遍大江南北，终在明朝后期燃烧成一片火海。首先扛起思想解放大旗的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王龙溪。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绍兴人，是王阳明最赏识的弟子之一。王龙溪主张现成良知，倾向采用本体工夫。他说：“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只要是从自己生命中体贴出来，老师的学说也是牢笼不得的。王龙溪能如此思想解放，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良知”。他说：“信得良知过时，独往独来，如珠之走盘，不待拘管，而自不过其则也。”王龙溪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人如果不能自证自悟，只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那人类的思想将会停止不前。

　　王阳明的亲传弟子王心斋也是一个“掀翻天地”“打破牢笼”的人物。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人，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心斋出身盐户，因家贫不能竟学，经商时每天读《孝经》《论语》《大学》，日常生活中，“默默参究，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后追随王阳明。王心斋主张“百姓日用即是妙道”，他要求先要安身，“身安则本立”。他在泰州传播心学，不拘泥传注，不因循师说。王心斋强调人的主体性，他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这是强调人生命的重要性，一切要让人的生命做主。王心斋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时俗的人都耻讲师道，也不愿意好为人师，而王心斋直接指出，为学就是要以为师为目标，这实际上是以求道为目标。

　　泰州学派发展到李贽，思想解放几乎达到顶点。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是福建泉州人。李贽自幼就是一个“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的人，他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这是要彻底否定了孔子的权威性。对于程朱理学，他也进行了无情批判。人应该依靠自己，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还揭露了假道学、卫道士的丑恶嘴脸，公开宣扬“私者，人之心也”，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强调人类平等，尊重女性，在政治上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李贽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受到社会底层广泛欢迎。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阳明心学的修正者。黄宗羲撰写的《明夷待访录》，从“民本”立场出发，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从人的生命体验出发，黄宗羲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这实际上是说，国君有责任有义务为天下人服务，国君就是有权力，也是为完成这些责任义务服务的。从总结历史出发，他得出君主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另外，黄宗羲还就官僚、议事、教育、税赋等制度，提出自己的设想，是近代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

　　王龙溪、王心斋、李卓吾和黄宗羲，他们是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代表。不可否认，明朝后期中国大地上涌起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与当时社会现实也有关系。此时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量的市民阶层在一些地区开始陆续出现。这些社会现实，与阳明心学广泛而深入地传播，相互激荡，从而促使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今天我们在面对阳明心学这份丰厚的遗产时，不能只是看到阳明心学的修身功用，还要重视它具有的思想解放意义。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