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

　　贺雪峰

　　新冠肺炎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尤其是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

　　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当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住自己房子，还有耕地，生活消费支出较少。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他们不肯冒险，是因为在家乡生活无忧。

　　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农民工滞留家乡，有农业收入，且在家乡住在自己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他们收入减少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他们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机会，虽然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那么过不去的事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农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机会，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既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返乡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