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客”贺知章赋予“四明”的精神内涵

　　黄文杰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越州永兴人（即今杭州萧山），他的诗歌浅显易懂、活泼生动，《咏柳》以“剪刀”比“二月春风”，譬喻新颖出奇；《回乡偶书》写尽游子的无限落寞与感慨；《题袁氏别业》最见贺知章率性狂放的本性，诗人与袁氏别墅主人萍水相逢，闲坐庭院，喝酒览景，四围林木葱郁，石泉叮咚，一切赏心悦目。

　　贺知章好酒，与“醉八仙”之一的李白相交最厚，两人留下了“金龟换酒”的千古佳话。贺知章在乡村郊游偶遇酒友也是这样率性，劝主人“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风趣散淡之形象跃然纸上。明代学者凌宏宪在《唐诗广选》中评注此诗：“是一个四明狂客。”

　　“狂客”们的精神内涵：追求真性情，直道而行

　　“四明狂客”是贺知章的自号，也是历代学人对他公认的品评。在一般理解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格修养应当是“温良恭俭让”的，作为一个朝廷高官、风雅学士，放浪形骸及至于“狂”，似乎不太合适。实际上，把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态度都理解成谨严庄重，是一种误读。

　　道家崇尚真性情自不必说，庄子自由率性，不妨碍其在道德上的廉洁正直，并且有相当的棱角和锋芒。儒家也把真性情看作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孔子说“人之生也直”，就是强调人在生活中应奉行“直道”，展示真性情。《中庸》开篇便强调“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将天命转化为人内在的真实性情，不受任何蒙蔽。“狂”在孔子看来即是一种士人真性情的体现，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如果不能与奉行中道的人在一起，孔子则选择与狂狷之士打交道。

　　孟子曰：“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也。”狂者性格外向，不拘一格，狂放激进，蔑俗轻规；相对来说，狷者多性格内向，清高自守，独善其身。“狂”与“狷”一张一弛，是历代大学者追求的儒家风范。

　　贺知章的“狂”实际上是追求真性情，直道而行，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汉末魏晋时，社会动荡，对许多士人来说建功立业已经成为幻想，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但已经不能作为士人们的精神依托，玄学风气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东晋南迁后代表人物如王羲之、谢安等，他们将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新的活力，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泽厚先生将魏晋哲学发展称为“人的觉醒”，以玄学家为代表的士大夫超越两汉时期对经学、对做官的一味追求，超越注重外在物质生活的满足心态，而是叩问个体的生存与存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本体论的高度确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建构理想人格。其特点即为对汉代封建纲常礼教和西汉以来谶纬迷信的反叛，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精神超脱、放浪形骸成为一种时尚。“魏晋风度”则直接表现在审美表达与理论的突破上，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厚人伦、美教化”的限制，提出“文以气为主”，将人的生命气质个性视为艺术的中介和核心，“诗言志”不再偏重于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是表现一种纯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将艺术的焦点放在不拘一格表现人类真情之上。

　　四明山：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的融合之地

　　四明山是魏晋山水诗田园诗的重要沉淀之地，也成了“狂客”们的精神寄托处。

　　隋唐大一统之后，魏晋名士云集的浙东成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重地，此时的越州已经成为浙东经济文化的中心，造纸业发达，品茶之风多奇，青瓷远销海外，是唐朝政府收税来源的重镇，其影响远大于杭州。人们纷纷越过钱塘江，沿着浙东运河，追寻魏晋遗风，游览东南山水，抒发壮志幽情，从而形成灿烂的“浙东唐诗之路”。在四明山留下的诗作、遗迹荦荦大端。

　　王羲之及其后代居于四明山南麓为主，今嵊州黄泽镇一带。谢安及其后代居于四明山东麓，今上虞上浦镇一带，谢灵运从小就居于祖父谢玄修建的四明山始宁山居。谢灵运《过始宁墅》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登池上楼》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等，都是为四明山而作。谢灵运的诗歌在钟嵘的《诗品》中被奉为上品。

　　四明山在古越时代名为“句余山”，山名也是这些晋代名士所改。他们在如莲花簇拥的山峰间发现了四窗岩，中通日月之光，相传天气晴朗时，洞里云蒸霞蔚，会吐出五色霞光，非常壮观神奇。据黄宗羲《四明山志》“灵迹篇”载，这就是刘晨、阮肇遇仙之地。四明山作为濒临大海之山，所谓“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历来多神话传说，像东汉虞洪在道士山遇仙获大茗，神仙眷侣刘纲、樊云翘在大岚白日飞升等；四明山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两晋名士则为四明山注入了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道士葛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南朝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而与王羲之、谢安等十八名士交游的还有以支道林、竺道潜等为首的十八高僧，长期在浙东盘桓不去，占山结庐。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就是在这一带产生。

　　经考证，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这是富有特色的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一条思想与文化之路。四明山在唐代俨然成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符号，在浙东追寻魏晋遗风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比如李白的《早望海霞边》，想象四明山上“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过的是“一餐咽琼液，五内发金沙”的生活，实际上是胸罗宇宙，思接千古，超越具体的四明山，从道家层面为我们营构了“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宇宙境界，表达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的哲理性感受和领悟。

　　贺知章与宁波的精神连接和深厚渊源

　　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既标示自己的籍贯身份，也蕴含了他儒道并济、以道为主的精神追求。他还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是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乙未科状元。贺知章的回乡既是叶落归根、故土情深，更是精神返乡，他对自己的精神归属有着深刻的自觉：他要回乡当“道士”。一场大病之后，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尽管一家子在长安城生活安耽，但这阻止不了一位八十六岁老人的心。唐玄宗最终同意了贺知章的要求，并亲自赠诗，太子率百官送行京城门外。

　　唐明皇在《送贺知章归四明》里写道：“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僚怅别深。”李白一连写了《送贺知章归越》两首诗相赠。这场风流盛会上，四明山是最热闹的名字。皇帝怕他回老家后待遇不好，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还赐贺知章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便于照顾老父亲。

　　因为贺知章对四明山的眷恋，与宁波有了深厚的渊源。贺知章回乡时，明州刚从会稽划分出来六年，当时的州治还在现在的鄞江，“明州”即因四明山而得名。四明山间、浙东大地处处有贺知章的传说。明州州治初建，文化落后，一位站在盛唐诗坛之巅、对“四明”有着特殊感情的大诗人自然为明州百姓所喜爱，并获得强烈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豪。相传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郡守莫将在贺知章读书的故地重建“逸老堂”，以祀贺知章和李白。其后几废几修，现存建筑为清同治四年（1865年）重修，称贺秘监祠。

　　贺知章的诗歌融合儒释道思想，体现“人情人性”，高扬自由洒脱的平民精神，风格气度雍容、清新潇洒，感情自然、真挚，发于心底，又意境深远。同时代的宁波，是一个盛唐兴起、与传统城市格局完全不同的江南都市，大运河的出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的商业城市，一个出产秘色瓷与茶叶等融入新兴中国文化商品的城市，一个唐宋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初生牛犊般的城市，它需要标示继往开来、多元包容、刚健进取的新兴城市人文气象。一个乐观向上、真率开朗的“狂客”诗人，和蔼可亲、充满生活气息的邻家老人，正好为“四明”代言。

　　（作者单位：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