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涛：光辉的历史 伟大的成就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图为市民在河北雄安新区容城县县城道路上骑行。 (新华社发)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终结了旧中国饱受屈辱的历史和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自强不息、接续奋斗，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下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取得世界瞩目、举世罕见的发展成就，迎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

　　夏春涛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采用怎样的社会制度、沿着什么道路搞建设？我们党按照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既定战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内忧”表现之一即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人口众多、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加剧两极分化现象，酿成更为剧烈的社会对抗与动荡。中国共产党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创立之初就向往用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经过艰辛探索与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设计出切合国情的路线图，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抗战烽火中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和精辟分析。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此作为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便按照原先设想，着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这场社会大变革，与乘胜统一中国大陆、大规模剿匪、抗美援朝同时进行，加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其难度之大、头绪之多、情况之复杂难以想象。党带领人民迅速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我们党起初设想需要3个五年计划、大约15年时间，到1967年基本完成。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大力开展各项民主改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通过实施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重点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创造性地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因素在新中国迅速增长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过渡时期的时间比预计大为缩短，实际仅用7年。1956年9月，党的八大郑重宣布：“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改变了国体、政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新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延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再存在。这就从制度层面落实了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确立了前提、奠定了基础，为我国今后避免出现大的阶级对抗性的纷扰动荡提供了制度保障。时至今日，我国已发生巨变，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变，被列为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制度设计的意义极为重大深远。

　　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党的八大明确宣布，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尽管结束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八大仍果断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这样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课题和巨大挑战。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起初一边倒地学苏联，随后意识到不能照抄照搬。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开篇就强调对苏联最近暴露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提出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谈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同志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明确表示，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体现了开放的胸怀、理性的态度。

　　党和人民奋起直追、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十分急切。由于经验和认识不足，急于求成、急躁冒进，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我们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2年“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可惜这种良好势头未能延续下去。随着中苏关系交恶、双方论战升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想到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对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作出错误判断，以致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愈益发展，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打乱了经济建设的节奏。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演变为一场持续十年的全国性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十年浩劫这面镜子，我们后来的路才走得更加坚定和清醒——深刻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也走不通；更深刻认识到“左”的危害，乃至特意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写进党章，时刻警示。

　　我们在探索中有挫折和失落，也有历经艰辛、排除万难取得的成绩。八大闭幕后，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发愤图强，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雷锋、焦裕禄等优秀党员干部的涌现，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大庆油田的开发，“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奉献精神，特别是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自主研制，成功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外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与凌云壮志。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我国发展仍不乏亮点。譬如，我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建成一些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投产了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育成并推广籼型杂交水稻，等等。从长时段讲，新中国成立不到30年，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围绕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理论成果。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探索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踏上民族复兴新征程。

　　发展是硬道理，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展，就得解放思想、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必然涉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党的十二大响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极为不易，不时受到“左”的、右的干扰。右的声音主要来自党外，鼓噪全盘西化，质疑、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左”的声音主要来自党内，其特征是思想僵化。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围绕废除人民公社、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都曾经引发姓“社”姓“资”之争。有人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我国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党的十三大正式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立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总方针，可以有效抵御“左”的影响，避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可以有效抵御右的干扰，避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就为我们沿着正确方向探索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前夕，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接力探索，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理论层面看，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及时总结新经验，不断在理论上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相继创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不丢老祖宗，同时又讲出新话，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把这个理论体系直接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创新推动了实践创新，使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

　　从实践层面看，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入手、在农村展开，随后转入城市，逐步扩大为涵盖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党的十五大分别论及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扩大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致力于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对外开放也不断打开新局面，从最初的沿海开放扩大为沿江、内地的全面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致力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四、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以此为起点，在党和人民长期奋斗与积累的基础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其主要依据或标志，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与此同时，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吹响新的冲锋号。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此作为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转为“严紧硬”，成效卓著，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进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议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议题。这四个专题，以前一再研究部署过，如今加了“全面”二字，说明这是站在治国理政战略高度提出来的升级版，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譬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提出180余项改革举措，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构成具有鲜明新时代特征的工作新局面。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例如，十八大以来的5年，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从国际层面看，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在30%以上，超过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的总和。我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把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之写进党章，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一创新理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迈向新征程的行动指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