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斌：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

　　史 斌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险高发期，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通过借助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为新常态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风险社会”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提出。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展，人类社会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机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相比较传统时代的风险，风险社会无论就其本质还是其表现形式或是其影响范围来说，往往更难被人们预测，从而也就无从防范，结果会造成更为深刻和更为巨大的不利影响。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贝克看来，当代人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克基于反思现代性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雏形经过英国思想家吉登斯、拉什等人的多方位阐述，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焦点。

　　当前，学术界对于风险社会有三种理论解释：一是以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劳尔为代表的“新型风险”理论。他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所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二是以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他认为，风险由文化所建构，风险社会是不同社群的风险感知能力持续增强的必然后果。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和反程序的社会状况之中，因此对于风险文化的治理也不能仅仅依靠法规条例，而是需要带有象征意义的理想和信念。三是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风险”理论。他们认为，风险社会具有“飞去来器”性质，是现代化风险在长期积累过程中的自我反抗结果。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全球性风险的影响和冲击，要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以下特征：从根源上看，现代风险是内生的，来源于人类的决策行为，是由各种技术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时空上看，风险是延展性的，影响后果全球化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跨越代际；从风险性质上看，大部分风险难以预测，具有“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等特征，发生概率低，但一旦发生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从风险规避方式上看，现有的风险计算方法和经济补偿方法难以从根本上应对风险，需要通过提高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二、借鉴和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现代性危机产生的理论，其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我国，也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的快速变迁也导致风险诱发因素大幅增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风险归根到底是人为风险，任何一种决策既是对不确定性的回应，也可能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衍生出新的风险。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风险环境具有明显的多重叠加特征，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技术风险与体制风险叠加、内生风险与外来风险叠加等等。面对多重叠加风险，亟需构建起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的共责共担的复合治理机制，发挥各个社会行动者的作用，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应对化解经济社会等领域重大风险。

　　一是要增强各级党委政府的公共责任和民主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提升治理风险能力水平的关键是要发挥各级党委的执政优势，各级政府则应承担起应负的公共责任，进一步完善公共治理结构，通过深化机构职能改革放权和分权来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构建起合理的互补合作结构。

　　二是要提高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识别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风险防控时要求，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仅需要党委和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更需要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投入和自我担当，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责任共担。

　　三是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扩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中，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更加紧密，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只有相互信任才能自愿履行公共责任。在保护传统共同体精神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信任的范围，提高对“陌生人”和“他者”的认同感，培养大共同体意识，为整个社会的整合提供价值基础。同时，也要避免民族主义的过激化，增强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和包容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培育正常的心态，以推动风险治理中的地区、国际以及全球合作。

　　（作者为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