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

　　[美]史蒂芬·戈德史密斯 等著 车品觉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

　　“智能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朱晨凯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和市民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更为显著，中国各地都将建设智能城市作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必由之路。从过去的法治城市、运营城市到如今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中国正处于城市治理的历史转折点。

　　智能商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政府与企业如何紧跟时代，运用大数据优化城市资源、提供更多便民服务以及促进产业发展？如何改进城市的运作方式，使其更具响应力、更宜居？这本新出版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城市》，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史蒂芬·戈德史密斯曾任纽约市副市长，对城市治理、特别是对数据驱动的响应型智能城市的建设深有体会，中文版译者车品觉曾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拥有丰富的大数据开发与应用成功的经验。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两国在城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有共性的。

　　本书的核心诉求是为城市指明前进的方向——建立智能城市，打造城市快速响应、数据共享、高效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书中为构建智能城市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围绕6大方面——智慧市民、智慧环境、智慧经济、智慧人才、智慧政府、智慧理念，阐述了政府与企业应该如何运用数据改进自身的工作模式和城市的运作方式，建立智能城市。

　　书中指出，数字化时代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城市大数据决策系统，我们必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事模式。因此，智能城市首先是智能政府，领导力是智能城市最重要的推动力。政府需要通过管理创新，促使公职人员处事模式基于数据驱动，从关注遵循法规转变为关注问题解决，给予公职人员适当的自由裁量权以释放他们的创造力。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是数据驱动的响应型政府的第一步。共享不代表完全透明，而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区分权限的、保护数据的同时能够让知识的价值流转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从而消除因安全与隐私问题而妨碍数据共享的担心。

　　书中提到，建设智能城市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和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政府开放数据的举措，为市民和政府合作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打开了大门。虽然可访问且更加直观化的数据将会终结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但响应型的政府会更受尊重，民众会相信政府使用数据工具的目的是为他们服务而非其他。

　　此外，书中还列举了大数据在公共治安、消防预警、土地管理、企业诚信、金融城管执法、少年法庭、儿童保护、医疗救助、环境治理、政府采购和市民热线等方面应用的真实案例。开发这些应用的起因各不相同，起步也都并非一帆风顺，与技术问题相比，管理体制是开发这些应用面临的主要挑战。本书所述的众多实例的推进过程，可以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们提供不少有益启迪。

　　【精彩书摘】

　　■智慧城市并非一个单纯的称呼与标签

　　城市建设非一蹴而就之事，这个有机的整体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到很多问题，其一智慧城市并不是一套通用的解决方案，需根据各自诉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制”。举例来说，一线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这类城市要可以往大而全的方向去走，但资源较为有限的城市，却并不适合复制一线城市的这套规划。

　　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更高效的管理、更便捷的生活以及带动更多的产业发展这三大核心目标，而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引入时代新技术而进行的建设。当下智慧城市已经过了勾勒蓝图的阶段，现在要考虑的是用技术去解决城市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在城市这个动态的系统中，切入到一个城市所急、市民所需、技术已经成熟的点上去，以数据为驱动，才能最快地给一个城市赋予“智慧”。

　　智慧城市的出现，是城市规划在数字化时代要面对的一次变革，也是新技术不断突破所衍生出的一种新业态。简单讲，在用户层面，能否在生活中享受到实打实的便捷是唯一的衡量目标，如果新技术带来的只是小幅度体验的提升亦或是成为生活的门槛，那这个智慧城市的建设必然是失败的。

　　再上升到城市层面，新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带来成本的攀升，但新技术的本质在于降本增效，未来所能节省的成本一定要盖过前期的投入，而效率层面，不仅要为日常生活创造便捷，更要考虑就业机会、能源效率、空间管理等问题，让城市的运行规律与内在逻辑不会与新技术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智慧城市变成一个单纯的称呼与标签。

　　■数字化时代，城市要改变传统治理模式

　　数字化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然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事模式，增强市民及公务员的市民精神。这种进步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官僚结构必须升级，以适应新技术和实现目标。当数字化办公取代传统的纸张后，城市将不得不放弃为市民服务超过100年的治理模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信息的流动缓慢而有限，而政府确保管控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制定并遵循规则。如今，随着数据在城市公职人员和市民之间的自由流动，规则的约束便成了有效行动的障碍。当公职人员的工作旨在解决问题而不是遵守规则时，他们便可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有序数据的辅助，在接受管理人员实时建议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定，而无须提交报告并等待不堪重负的主管的回应。结果便是，政府变得更智能、更灵活，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分配精力。

　　促进市政厅数字化革命的一些基本元素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比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它们将数据从市政厅的文件库传输给在现场作业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也可以及时将新信息传回市政府厅的文件库。附带全球定位系统的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公职人员在何处执行作业，以及每项任务需花费的时间，这样便能够检测到表现非常好或非常差的公职人员，并向主管实时发送通知。很多关键的数字化工具来自私人企业，比如，为获得可靠的民意见解和快速反应而存储、组织、可视化和整理数据的工具。借助这种工具，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能够发现社区存在的一些连最训练有素的专家也发现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被发现，是因为数字化变革不仅提供了数据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扩大了信息来源。

　　■若想从数字技术中获益，政府必须摆脱传统办事方式

　　领导力之所以最为重要，是因为我们所描述的新型公仆必须打破传统的官僚主义政府设置的三个障碍：首先，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狭隘绩效评估方式；其次，一般城市政府的垂直化层级管理阻碍了观念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不适合解决非“垂直性”的问题；然后，官僚机构更倾向于执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表面工作，比如道路坑洞填补、案件处理等，而非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若想从数字技术中获益，政府必须摆脱自己的传统办事方式。这就要求政府放弃过去积累的一些架构、传统和习惯。我们需要政府做出更积极的响应，利用数字化工具彻底地清除这些障碍。因为数字化工具可以非常有效地收集、分析和共享数据，进而推动政府和市民更加关注结果而不是遵循规范。这就解放了政府公职人员的才干和判断力，使他们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解决问题上，而非证明他们坚守了严格的标准。

　　此外，共享数据的能力打破了传统政府的垂直化组织架构，鼓励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也包括与社区团体以及市政厅以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这就使得政府机构可以对人民开放，公职人员和市民可以协作制订解决方案。传统的官僚机构已经让市民和官员感到失望，而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政府随时能够满足市民的任何需求。结果便是，政府变得更智能、更灵活，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分配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