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英牛：如何解释道家的无为之治

　　汤英牛

　　治国方式方法、理论主张林林总总、多种多样，中国先人在治国过程中总结提倡和身体力行的无为之治（亦称无为而治），就是其中富有理论智慧和实践价值、影响较大且传播久远的一种。如何治理国家？在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主张和认知理念，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实际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治理形式，如积极作为的主动之治、有为之治，顺其自然的随机之治、平常之治，消极不为的被动之治、怠惰之治等。无为之治作为一种主要形成和发轫于中国先秦道家的思想主张并发展传扬至今的治国学说理念和具体治理形式，既不属于彻底消极不为，也不等于绝对顺其自然，又不可理解为完全积极作为。

　　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被誉为道家鼻祖宗师之一的老子身世众说纷纭、无从查考。老子是指某一个人，还是同一流派某些隐士的集体称谓，至今也难以回答。其所著的《老子》是最能体现、代表道家思想且有理论体系的作品之一，唐代以后被尊称为《道德经》。书中明确提出和主张（贤能治国应）无为而治：“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无为则无不为”；“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等等（依次分别引自《老子》第二章、第三章、第四十七章、第六十四章、第七十五章、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章、第四十八章、第三十七章、第四十三章）。

　　西汉初年，天下方定，民心思安，当政者崇尚道家学说，好用黄老之术，顺时应变，素朴简化，“约法三章”，效法自然清静，与民休养生息，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理较好的“文景之治”。唐宋以后至明清时期，道家思想与儒家、佛家思想“三教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并在国家治理中实际形成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现象。其实“儒术”中也有“无为”的提法和主张，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孟子·尽心上》：“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中庸》：“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纵观历史，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治国理论和实践中，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不小的影响。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老子无为而治理解为不妄作、不扰民或少作为、少管治；还有一些人把无为之治直接解释为不作为、不要治乃至什么都不管、万事放任自流。近现代的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等实际上就是抱着这种（政府）不要治、放任自流的看法主张，似乎在中国古代道家治国理论中找到了“知音”，有了“共同语言”，以致有人把无为之治与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几乎画上了等号，甚至完全看成是中国“古代的无政府主义”“古代的自由放任主义”。事实上，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不是不作为、不要治，它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质不同的两码事。

　　那么，何谓无为之治？无为之治到底如何解释呢？要了解清楚无为而治，核心关键在于怎样界定、如何理解老子所说的“无为”。遍览《老子》，依文释义，在字面上，无为包括不争、不言、不武、不怒、不与、不为、不勤、无事、无争、无欲、好静、身退、无行等理念主张，包含在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贵、不欲盈、不尚贤、莫若啬等行为、意思。综核含义，深入考察探究，无为实乃直接合乎老子道（用）的主旨要义，间接体现老子道（体）的内涵本义，它实际蕴藏在“道法自然”中，或者说是“道常无为”“大道无为”或“道乃无为”。更具体确切地说，老子道（体）无为，道（用）无不为（无为则无不为，无不为即无为）。例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功遂身退，天之道”；“保此道者不欲盈”；“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等等（依次分别引自《老子》第八章、第九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六章、第八十一章）。一言以蔽之，老子的无为源自其道、体现其道、代表其道；或者说，道等同于无为，无为意味着道，老子的道因此也可称作无为之道。由此顺理成章地推知，无为之治就是道之治或无为道治（简称“道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