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好“无人的任性”

　　吴启钱

　　前不久，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英文简称CRISPR）震惊全球，引发了质疑。我国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后禁止其继续研究，英国《自然》杂志发布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贺建奎被称为“CRISPR流氓”而名列其中。

　　有种观点认为，这是政府监管失控的后果。诚然，政府监管还不完善，但贺建奎这一事件，“板子”不能打在政府监管不严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一方面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授权与让渡，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人性的两个假设：人普遍自私利己但具有经济人理性，多数人是识相知规矩的；总有少数人心存侥幸，时常任性甚至胆大妄为，个别“流氓”不可避免。

　　基于第一个假设，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强调立法在先，规矩在前，预防为主，使多数人能够自觉自律。这种面对全社会的管理是积极主动的，高效率低成本。基于第二个假设，政府设立监管机构进行个案监管，对少数害群之马进行惩戒。这种监督是被动消极的，即不告不理不举不究，成本较大，效率较低。因为只有少数人违规与作恶，也因为监管成本过高，所以监管机构适用的是“够用”原则，不会也不可能铺天盖地，严密无缝，监管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监管到事件的每个环节，监管到每个人的每个时点。

　　这就为某些人的违法违规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形成了有人监管就老实、无人盯着就任性的坏习惯。无视或轻视无人的事前管理，不把规则规矩视作一种监管存在，习惯于事后个案监督，产生的后果是，会有更多的人不把规则放在眼里，使规定虚设、制度空置成为“常态”。

　　无论是在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只要没有人在身边盯着，只要不被揭露，不被举报，不被曝光，不被抓获，违法违规的收益总会大于所付出的代价，毕竟出现如贺建奎这样名誉扫地的案例，概率不是太大。于是，一些人更加心存侥幸，更加“任性”，更加狂妄。

　　事后监管作为个案监督，有更复杂严密的程序，有时还可能不得不采取“人盯人战术”，把防控的力量布满每个角落，使得政府的监管力量不堪重负，监管成本高昂到不可持续。前几年药品安全监管部门曾出台“驻厂监督员制度”，即向制药厂派驻质量监督员监管药品质量。全国那么多药厂，每个药厂那么多产品、工序和数据，每个数据那么复杂，靠一个监管机构，一个驻厂监督员，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只是减轻了生产者对药品质量负责的主体责任，把监管不严的绳子套在监管人员脖子上。

　　药品尚且如此，食品安全就更不可能，因为食品涉及的几乎是汪洋大海般的监管对象，任监管机构有三头六臂火眼金睛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安全的食品不只是监管出来的，更是在规则的制约下凭良心做出来的。

　　政府要在改革中继续转变职能，更加注重规则与制度建设，注重源头防控，同时，分清责任，强化各个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规矩与规则意识，做到“监管在与不在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