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的突破

　　《中国政治认识论》

　　杨光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的突破

　　朱晨凯

　　本书作者杨光斌，政治学博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书探讨的是如何认识中国政治这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提出了“大十字视野”：即从纵向的中国大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政治的维度，历史地分析中国政治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以及中国治理成就在世界政治中的比较优势，从认识论上对中国政治进行观察。

　　书中指出，观察中国政治，需要发掘中国政治的民主政治逻辑。认识中国政治，需要两大历史维度：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以此来看中国制度选择的自然性与正当性。就中国历史而言，当古老的“文明型国家”遭遇西方的“民族国家”冲击而无所适从之后，中国如何再组织起来而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不像其他古文明如奥斯曼帝国一样被肢解、被灭绝？各种政体都尝试过了，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都不管用。中国共产党革命不但是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重新组织国家的漫长历程，其中的一个最伟大的组织化办法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将底层人民组织起来，这无疑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靠马列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更是浸染着民本思想的政治组织；而且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制度化了，即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群众路线。无论是阶级政党理论、民族政党理论，更别说美国式的选举式政党理论，都不可能解释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同”，就是中国道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观察中国政治，需要通过社会科学中很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需要在传统性、现实性和世界性的大视野中得到重新认识。比如对民主的认知，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就要有一套民主话语体系。民主理论的表述，最忌讳阶段性、政策性总结，那样就变成了加挂火车皮越加越长，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意义递减。作为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总结，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定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性概念化表述。中国民主体现在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之中，体现为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共识民主，是一种“可治理的民主”。相对于“党争民主”所导致的无效治理乃至国家失败，“可治理的民主”自然是可追求的一种民主模式。

　　观察中国政治，要认清“大十字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和“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中国有多么完美，而是告诉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道。比如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国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是在比较哪个国家更好，其实是在比谁更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情？治理危机是一种必然的普遍性历史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过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

　　书中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适应性能力。中国政治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完善，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工程。比较而言，基于“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很难进行政治改革。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

　　【精彩书摘】

　　■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效治理的命运，反向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就世界大历史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发展而言，经过几波次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像美国或者英国了，诸如菲律宾按照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政治制度，印度按照英国内阁制建立起政治制度，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被卷入了“第三波”之中，以及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结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如此，被当做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让西方国家自身不堪重负，这才有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才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西式民主似乎有点谈虎色变，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宣布放弃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不再对其他国家搞所谓的“颜色革命”和军事政变。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免不了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冲击，但执政党的自主性硬是扛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细思极恐，如果中国也变成了所谓“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员，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中国没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国的命运绝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好。

　　因此，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论，首先是以中国大历史和世界大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政治发展即政治道路，那种以一种观念来衡量各国政体的流行做法，必须抛弃。

　　■世界大历史维度中的中国政治

　　“二战”结束时联合国会员国有40多个，今天则有200个左右，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160个。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有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经济发达序列？也就十来个，其中一小半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进入发达序列的呢？它们都有违当时的流行学说，其道路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不但韩国等是这样，早期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也是这样。

　　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总结道：在过去300年的世界经济史上，后来居上者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好制度”者几乎全是失败者。这的确是个符合事实的论断。例如南美在“二战”之前本来还算富足，战后按照西方设计的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结果陷于南美人所说的“依附型国家”而难以自拔。整个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来的，经济政策上也是典型的进口替代，结果也成了南美一样的“依附型国家”。问题是，同样是后发经济体，为什么东亚没有陷于依附状态而迎头赶上？

　　当今的中国固然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非常严重。但是在大历史的纬度中来观察不难发现，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同样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治理危机，问题的严重程度真的比它们更严重吗？让我们回到现实，在世界政治的大空间中来看，与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然更有自信的资本；而且与可比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更有理由产生道路自信。

　　■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中国与俄罗斯比较，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而曾与中国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则走向了西方民主制道路。结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罗斯转型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失败状态，俄罗斯最终呼唤出了政治强人普京。十几年来，普京实行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在西方标准那里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治，却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认同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口味更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中国与代议制民主国家比较，在人口过亿的9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可称为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个国家的政体都是西方民主制，“观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应有尽有。其结果如何呢？在治理意义上，国际社会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时期，是印度的发达的“民主社会”即发达的公民组织涌现期，结果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人均GDP中国是印度4倍之巨。在治安指数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的每10万人中杀人犯是20人以上，俄罗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

　　通过简单比较我们发现，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政体能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不靠谱的假说，为此而进行的铺天盖地的量化研究多么有违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