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成功奥秘是什么

　 朱晨凯

　　中国走过40年改革历程，造就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奇迹。发掘中国改革的成功奥秘，对于中国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改革哲学》一书，就是要寻找引领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展示出中庸哲学与“包容型智慧”如何运用于中国改革40年的进程，并由此尝试“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中国改革，用基于中国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书中指出，中国改革的成功奥秘，是改革背后的包容性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

　　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把经济分析的专业性与哲学文化的思想性结合起来，既形成一种通俗的经济理念，也透视经济选择背后的哲学观念。本书立足中国历史与实际，通过“以中国为方法”，为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对待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改革方案，中国都是以学习的态度汲取其合理成分，又以批判的眼光去除其不足之处，并最终混合应用于改革实践。如政府与市场、集中与分散、管制与自由、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际、东部与中西部……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坚持执两用中、进行综合运用，形成了各种元素相互抵消缺点而又彼此激荡优势的“混合优势”或者说“叠加优势”。

　　此外，书中还重点阐述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从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的转轨方式等动态视角，深入观察“包容型智慧”运用于经济改革的过程；从静态视角观察“包容型智慧”达到的经济绩效；明确提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方法论去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并对“包容型智慧”做出系统解释，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认知框架。书中大部分内容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哲学观念展开，尤其是经济分析的部分，以一种哲学思辨和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分析，视角独特。本书所提炼出的“包容型智慧”，只是中国的改革哲学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深厚的思想智慧还等待着更多人去思考和挖掘。对于希望理解和探索中国改革经验的读者，本书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

　　【精彩书摘】

　　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

　　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感慨：“中国人学得快啊！”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面对各种经济理论，中国展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等国家选择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把各种经济学说以及基于这些学说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合理成分并混合应用于现实？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不同的经济学说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哲学的问题。

　　中国改革走过40年，现在确实到了总结中国的改革哲学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影响，绝不只是锻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务实等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沉淀形成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改革不走极端、兼收并蓄的混合形态。显然，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包容型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它最早的表述就是孔子总结提炼的“中庸”。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雷默早已注意到中国崛起的“非对称特点”，中国的实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可以数字化的显性实力，也体现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

　　“包容型智慧”在中国改革中的运用

　　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合至上的大变革，什么好用什么。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难支”。1929年大萧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讲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少有创新、没有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40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识，因为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就。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于资本、劳动或技术，而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40年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去观察研究。包容性的实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

　　解读中国改革，不能缺少基于文化的解释

　　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眼睛向西”，希望从西方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寻找摆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钥匙。现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改革艺术、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改革40年的经济奇迹同样受到瞩目的，是对中国改革的普遍性思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新概念，一时间成为风靡世界的学术热词，代表着人们对理解中国改革的热情期待。

　　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从抽象意义上来说都集中于有形的制度模式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有正式的、成文的制度规定，还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文化传统、民风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因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解读中国改革，就不能缺少基于文化的解释。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敏锐地洞察到数千年历史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因此，在探讨中国经济奇迹时，就不能忽视文化对于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