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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龙:以开放型经济发展驱动产业结构升级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2018/04/04 01:56稿源:人民网

  杨青龙


  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型经济发展构成了驱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通过将自身禀赋优势融入全球产业和价值链分工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当前,全球制造业生产分工体系出现调整,世界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全球经贸体系的规则和内容出现新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要素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与挑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也遇到了一系列“瓶颈”与“障碍”。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此,在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从传统优势升级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中国可以进一步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在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提升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逐步嵌入全球创新链。在传统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及其他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而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着力培养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一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即从主要基于成本和价格竞争的模式转向基于品牌和技术的模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环节)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品(环节)攀升。“中国制造”的技术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仍缺乏核心技术与品牌。因此,欲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攀升,需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世界知名品牌。二是为传统优势注入新动能。即以更新、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式维持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一般而言,经济成本取决于要素价格和生产效率,且比较优势背后的本质是相对成本的差异和竞争。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要将奢侈品变为高端产品进而变为大众消费品。传统上中国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之所以不可持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应优势源于环境规制政策宽松所带来的低环境成本和劳动力丰裕所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衰减,要维持低成本优势,可以通过为之注入新动能来实现。这需要依靠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降低产品成本,获取新型竞争优势。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都离不开创新驱动方面的实质性突破。


  从简单“引进来”升级为集聚全球高端要素


  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嵌入”型发展模式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出口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资本跨国流动是其追逐更大的利润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结果。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自身劳动力丰裕的要素禀赋结构、制造业开放程度高而服务业开放不足等因素,导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外资利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且以低端加工组装为主,而制造业高端环节和服务业等领域利用外资则相对较少。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为此,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也必须改变传统的简单“引进来”模式,通过高水平“引进来”提升利用外资的层次和质量。在此过程中,需要确立“全要素观”和“全成本观”。因为利用外资是一个涉及知识、信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流动问题,不仅牵涉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涉及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其中,高水平“引进来”的对象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而且广泛涵盖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端要素。为此需要做到:一是推动外部资源与中国产业体系的对接和融合。促进“引进来”的资源充分融入产业体系,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企业产出质量好、附加值高、污染低、能耗少的产品和服务,推动中国的分工地位从“微笑曲线”中间向两端攀升。二是启动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当前,中国实体产业的生产率尚不能有效抵消综合成本上涨的压力,企业利润较为单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困难。而解决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成本上涨压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生产率,因此可适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并以此作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引进来”升级为“引进来”“走出去”并重


  长期以来,中国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走出去”相对于“引进来”而言一直是一块“短板”。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本土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得到锤炼,积累了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经验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快“走出去”步伐将成为必然趋势。为此,中国要打破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低端锁定”的困境,不仅需要引进全球先进要素,而且需要主动“走出去”整合东道国优势要素。在当前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的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走出去”已成为布局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一是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中国的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向极具市场潜力的新兴市场延伸,促进优势产能输出和区域产能合作;二是利用中国国内市场规模较大的“本土市场效应”推动出口结构升级,也可在“走出去”过程中就地利用国外先进生产要素,以此推动中国企业提升研发设计能力;三是全面建立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知识和技术流动通道,有效利用产品输出、资本流动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办公室”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参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外贸、外资在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发展的综合成本上涨且贸易摩擦增多,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为服务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服务业全球化迅速推进的条件下,中国通过融入全球服务业体系并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要求今后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要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世界工厂”逐步向“世界办公室”过渡和升级。一是继续发展传统服务贸易,做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二是以全球服务外包快速发展和服务业跨国转移为契机,发展中国的服务外包,提升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可借鉴之前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成功经验,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的进程中推动服务业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


编辑: 朱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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