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

　　吕越 娄承蓉

　　伴随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深化，生产环节的分解、中间品贸易的增长、要素配置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谋求全球化发展机遇。然而，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来看，却极不平衡：发达国家把控产品设计、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一般性的生产加工、部件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二元格局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长期被“低端锁定”的嵌入式困境。更重要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当前价值链生产环节的区位分布：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订单依存度高；另一方面，技术壁垒低的价值链模块在生产条件同质化的发展中国家间竞争激烈。在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制造业回流政策以及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提升的情形下，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高端回流”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低端分流”并存的双重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应适时转变国际分工嵌入模式，加快形成竞争新优势，从而真正推动实现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或将成为中国主导区域产能合作、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

　　中国具备引领构建区域价值链的优势条件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较优势及所处发展阶段差别显著，因此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重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拓展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能合作范围，具有现实可行性。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并将其整体嵌入现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

　　其中，鉴于中国已经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具备技术积累优势，因而将率先作为区域核心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价值链中发挥“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对区域外将负责自主创新或者承接、转化世界先进技术产品，对区域内则主导“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价值链。从全球化角度看，随着亚洲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地位的上升，网络化全球价值链中地区空间的“中心”重获关注，目前主要全球生产网络均是围绕特定“中心”构建的。而得益于较早参与全球化的先行优势，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基础成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国。

　　从经济总量看，中国目前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15%，且长期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庞大经济体量背后的巨大市场需求，使得中国具备主导建立区域价值链新型分工体系的坚实基础。

　　从贸易往来看，在贸易总量方面，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在价值链参与方面，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最大的中间品供给者，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一方面，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的零部件等中间贸易品的比重约为进口贸易的75%。此外，中国的进口投入来源国分布更加广泛，离散程度日益提高。根据OECD提供的TIVA数据库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附加值贸易占中国附加值贸易总额已近30%。有效发挥这一积极因素，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将成本价格优势转化为包括价格、技术、服务等在内的综合优势。

　　从对外投资看，自2015年起，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已超出外商投资额。这表明在统计意义上，我国的产业资本已经进入向外净流出阶段，同时标志着中国自此将以建构者的身份参与国际经贸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从产品输出型模式向产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并重模式转变，而且使得通过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通过产融结合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成为可能。

　　从技术创新看，中国制造业在技术实力上经过前期技术溢出以及后期研发投入，技术创新能力日益提高，部分行业不仅具备了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能力，甚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我国的专利收支情况为例，我国专利支出占比已有较大提升且对外专利授权收入显现出长足进步，说明中国正逐步实现由“低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这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实现技术转移合作提供了强力支撑。

　　从制造业实力看，目前中国的产能虽有富余但并不落后，大部分产能处于中端及中高端水平，多数行业和生产环节都有着较强的制造能力。这突出表现在，电子、汽车、机械等以产业内分工为主的行业领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集群，这些优质产能在技术上先进适用且性价比高，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需要和承载能力。而中国在新兴产业产品领域所具备的竞争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则为引领构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提供了优势条件。

　　构筑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渠道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双向“嵌套式”全球价值链产能合作体系核心枢纽的基础。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或技术溢出、海外并购等方式，从发达经济体承接高新技术或产品。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区域内，中国可作为技术前沿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主导构建区域价值链，推进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具体来看，这一产能合作模式或将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并行不悖的嵌套型分工结构。不同于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所呈现的二元结构，嵌套型分工结构的核心特征是发挥中国上述跨越式发展的阶段性优势。以中国为核心枢纽，将位于中国两端的高、低端产业链加以有效衔接，从而在联通南北国家产能合作路径之余，构筑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渠道。虽然该价值链仍嵌套于原有价值链，但中国对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连接，使该结构融合与分立的特征更加显著。一方面，作为原有价值链的补充，它将更多的国家囊括其中，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的开放格局扩展至中西部腹地，从而缩短了区域内国家的开放距离，而这些“被遗忘”国家的参与并不会削弱原有价值链的融合度；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主导国使得区域内部分国家减轻了对传统欧美等“不稳定”主导国的依赖，生产结构的这种转换将在缓解经济分化、保持对全球经贸环境更大韧性、进一步共享全球化红利方面产生显著效益。

　　二是多元化的异质性参与主体。在将更多国家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提升包容性的基础上，该模式更加注重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其异质性。根据不同要素禀赋特征，通过差异化开展制造业产业合作。利用国内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中国可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特色优势工业品，进而帮助相关国家巩固培育优势产业。更重要的是，跨境电商平台、自贸区等所引致的贸易模式变革，不仅意味着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便利参与，也预示着应培育替代性低、更加个性化的生产环节或产业以规避更为激烈的竞争。这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深入的认知：对南亚、东南亚、西亚、中欧等次级区域层面有清晰的宏观认知，对一国主导产业进行劳动密集型、资源丰富型、技术密集型等划分的基础上，还需要对省际层面等更细的尺度进行调查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带一路”地区产能合作的积极性，扩大发展成果的惠及面。

　　三是以国际化的企业为载体。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风险交织的复杂投资环境，尤其是对于资源类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产能合作领域而言，中国企业或将更多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特别是同当地大企业合作，以降低政治风险。此外，日本跨国公司的“母子工厂”体系或可为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通过“母子工厂”体系建设，以及“走出去”企业本地化经营所发挥的溢出效应，既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启动输入必要的外部产能，又能够通过提高本土的生产效率，优化本国的产业竞争格局，实现产业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