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 中国宁波网 >> 理论 >> 问题探讨

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及应对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2018/03/15 01:27稿源:人民网

  无论是环境还是健康,都从未在文学作品中缺席。通过梳理文学作品,可以寻找到不同文明体系下人们对环境以及健康的关注。生态批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倡导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将它定义为“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认为“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相互关联,前者可以影响后者或者被后者影响”。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是该领域的一位新锐学者。掌握十门语言技能的唐丽园,行走于跨学科的前沿,探索不同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诠释;同时作为哈佛大学新任亚洲中心主任,她还向记者介绍了该中心启动的多个亚洲研究项目,其意义重大,充满活力和人文关怀。

  环境不仅是科学议题

  更是文化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12年出版的《生态含混》,荣获了好几个图书奖。如何理解“生态含混”?

  唐丽园:我常常为环境保护的话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断裂感到困惑,比如人们常常宣传说我们需要回收,我们需要绿色等,但是往往话语是一个方面,而实际行动是另一个方面——即使是那些宣扬绿色生态的,在日常生活中愿意为创造更加绿色的生活作出牺牲的人们。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开始我的研究,看看究竟能够探索多远。

  当我开始进行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时,选择从亚洲文学入手,这对我而言可能是最得心应手的,因为我已经从事近10年亚洲文学的研究。我发现这样的“含混”(ambiguities)存在于任何地方。从古典文学开始,包括中国诗歌、日本诗歌及艺术中对巍峨山脉的歌颂等;当早些时候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东亚居民在破坏他们的环境时,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遭遇“断裂”了,因为理想主义、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宣扬的话语是一回事,而现实中实际发生的是另一回事。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以及考察目标,我完成了《生态含混》这本书。

  此外,我对“原生态”(indigeneity)的研究也予以很多关注,即考察原生的居民、原生的民族与环境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体现在论文或者编撰书卷的章节中,当然我也发表了大量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不同主题的论文。总之,我对生态环境的兴趣和关注已有很长时间。这个领域目前已有了很多成果,但是这些出版物主要还是英语占主导,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科发展态势来看,您如何评价生态批评近年的趋势?

  唐丽园:我认为生态批评研究发展态势非常好,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工程、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人文社科关于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不同领域的学者、同行越来越关注这个议题,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为解决或者至少缓解问题提出他们的方案。当然,也依然存在一些障碍,其中的一个可能就是有些人存在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解决问题,但这是不正确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科学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议题,因为通过考察文化,有助于了解人们为什么作出某种选择、为什么支持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支持某项政策、为什么遵循此规则而不是彼规则、他们如何决策、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以及未来等等问题。如果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或许能得出更好的答案,当然这对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个挑战。

  不要被自己的学科训练所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批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门新型学科,应该说是随着全球环境、生态恶化以及科技的发展,引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思索的一门学科。这个领域为什么会引起您的兴趣?

  唐丽园:确实,生态批评这个学科是个前沿学科。我涉足这个领域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一直以来对环境问题感兴趣,小时候就喜欢徒步爬山,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将文学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中一个小组讨论生态批评,当时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领域,可以说一个小的讨论改变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常对学生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当你去参加各种研讨会时,不要只参加那些对你来说已经知道的、喜爱的话题的讨论,应该去看一遍目录,看到什么就选了去听。激发我对生态批评研究兴趣的就是这样的偶然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的研究基本可以说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生态批评、环境人文、医学人文等,跨学科研究是不是对学术背景有一定的要求?

  唐丽园:你可能知道,我的教育训练主要与文学和语言相关,我曾经在上学期间选修了大量与文学、语言相关的课程。但是,从我在普林斯顿的本科开始,我也选修了很多历史、宗教以及一些社会科学的课程,所以,可以很幸运地说,我有一个很强的跨学科教育背景,而且从学校到现在,一直让自己紧跟这些领域的学科进展。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我觉得很多人有个误区,似乎认为自己因为接受过某个学科的训练,因此可能就只是有资格做这个学科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看人们是怎么完成学科训练的: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需要大量讨论、需要和学者们互动等,这就是你如何收获知识的路径,但是学无止境,你可以用你的一生来做这些事情。

  学术确确实实令我激动的地方,就是我们拥有思考的自由。我刚刚完成《全球文学与健康》一书,最近就此作了个报告。有人对我说,听起来我好像在讲人类学研究一样,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那样想,但是,对我来说,我的研究被冠上什么样的标签其实无所谓,我关心的是这些是我想传达的信息,所以将它归类在其他学科而不是文学,我觉得不是问题。很多时候学者们习惯于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圈子,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突破“舒适区”(comfort zone),不断突破会领略更多的乐趣。

  语言是工具但不要被制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我采访您之前,就有学者跟我说,您几乎可以说整个东亚、南亚国家的语言,您是如何做到的?

  唐丽园:主要是在学校接受的训练。我在读本科时,开始学习日语,我当时将自己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日语。到哈佛大学以后我学习日本文学,但是后来我发现哈佛有非常好的中国研究以及韩国研究项目,所以我决定学习汉语和韩语。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汉语和韩语的正规训练,后来我去了亚洲,在那里我真正学到了“语言”,因为只有你不得不需要看懂你的账单时,你才有可能真正学习语言。当时我接受的是非常密集的语言课程培训,就是那种一天上4个小时课,然后做8个小时紧张的家庭作业,这样的培训持续了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确实是辛苦,但是绝对是非常值得的,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至于印度语、乌尔都语,是我当了教授之后才学习的。这是我在哈佛大学选修的课,作为教授的我和学生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老师教得非常好,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说语言学习也没有止境,只要你有时间、感兴趣,就有可能学会。我有个同事,在他5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泰语,他因此成为哈佛大学泰国项目的主任,之后他还在泰国出版几本著作。当然,学习语言非常辛苦。

  《中国社会科学报》:显然,研究者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地做研究。您觉得掌握一门外语对研究是不是能起很大作用?

  唐丽园:我觉得学习外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希望能够就国别研究迅速写出东西,确实需要掌握语言。但是,虽然如此,学者不应该因为缺乏语言技能而怯步于令人振奋的研究,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当我在写作关于环境的专著以及刚刚完成的《全球文学与健康》一书时,我看了很多文献——它们的原文我是读不懂的,我就请能看懂原文的研究生帮我确认译文是不是准确,所以,虽然你搞研究时用的是你熟悉的语言和专业知识,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制约因素。此外,世界文学研究以注重阅读作品和翻译著称,但让我觉得沮丧的是,有时候研究者将翻译作品视同原著,不去考察翻译本身完成的情况。我认为当你在使用翻译作品或者和翻译者合作时,要意识到你正在做什么,需要谨慎。虽然掌握一门语言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也存在可以很好发挥的中间地带,意思就是不要受制于你熟悉的语言范围,涉足新的领域是件好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新的东西将会把你带到哪里。

  研究亚洲问题应突破国别疆域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讲,学术研究可以带来很多乐趣,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从事亚洲研究,面临的挑战是不是也很多?

  唐丽园:是的,有很多挑战。我就说说立即想到的一些。在研究亚洲问题时,学术界的很多领域总是以国别划分,这种现象在文学研究领域是这样,其他学科也存在。也就是说,人们会期待研究者成为中国文学或者日本文学或者韩国历史专家,或者印度艺术研究专家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掌握一门语言、掌握一门学科。但是,人们忽略掉的是,有史以来,亚洲国家之间便突破疆界相互交往,如果只是专注一个国家,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所以对我来说,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深度与广度之间找到平衡:具备专业深度——知道确实在个别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同时也需要扩大视野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也是亚洲中心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从跨国别、跨地区角度创造新的在亚洲的、关于亚洲的知识。

  另外一个挑战,特别是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来说,就读学生数量在降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就业市场,对未来就业的不安全感,可以理解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拥有经济学学位、金融学位或者自然科学学位,更容易找到薪酬不错的工作;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前景不会很快明朗,尽管有研究表明,拥有人文社会科学学位的毕业生,最后也可以做得和自然科学、理工科毕业生一样好。可能刚毕业不行,要等到职业生涯真正开始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部分挑战是如何让我们的研究、教学产生更明显的效果,而不是假定说每个人都应该学习早期中国艺术、学习韩国近代文学等,可能在我以及我的很多同事们上大学的时候,人文学科很受欢迎,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认为我们必须仔细思考,应该怎样谈论我们的研究、怎样开展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这是个积极的挑战,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让我们的工作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些挑战并不是不可超越和克服的,我们可以迎头赶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和亚洲同行相比,您在研究角度或者方法论方面会有何不同?

  唐丽园:每每和亚洲的同行或者合作伙伴谈论我们的研究、学术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大家有非常不一样的学术预期。在文学领域,中国、日本、韩国都有非常丰富、成功的学术文献,但是我们写的书可能会非常不同,分析可能会更少,更多的是基于档案和信息,我的两本书都是这样的。我想强调的是,没有亚洲同行的文献和出版物,无论如何我是无法完成这两本书的,他们的文献发掘出如此多的信息,启发了我在进行研究时的很多想法。美国和亚洲各国学者能够时常在一起开会交流,这对彼此都非常有帮助,亚洲中心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一些国际机构也会组织类似的交流,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互向对方学习很多。

  设置亚洲研究前沿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就任亚洲中心主任已有半年,这在人们看来是个很有分量的职位。

  唐丽园:是的,我是2017年7月就任的,对这个职位的挑战性可能并不觉得出乎意料,但是可以和哈佛大学不同院系同行一起工作,和来自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同学老师一起工作,是非常值得努力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对2017年秋天亚洲中心举办的两场讲座印象深刻,一个是关于一带一路,一个是“美国与朝鲜关系”,这是您上任后推出的新系列讲座吗?

  唐丽园:这是个新的系列讲座,名为“超越头条之亚洲”(Asia Beyond Headlines),希望能够关注亚洲面临的主要挑战。活动由一个教授委员会组织,他们来决定每学年讲座的议题。如你所知,2017年秋天我们已经组织了两场,2018年春季学期我们将有四场,第一场将讨论亚洲的公民社会,由哈佛大学政府系日本政治学教授苏珊·法尔(Susan Pharr)组织;第二场将讨论亚洲的环境问题,由工程学院教授迈克尔·麦克罗伊(Michael B. McElroy)组织;第三场将讨论罗兴亚难民危机,会邀请来自法学院、教育学院等其他院系同行进行小组讨论;第四场将讨论移民问题,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移民问题,我们将和哈佛大学拉克什米米塔尔南亚研究所合作完成。这是我们今年主要讲座的重点。在我看来,做这样的系列讲座可以将哈佛大学不同院系的同僚聚在一起,讨论热点话题,但是这些话题可能在大众媒体中缺乏深度分析,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让学者、政策制定者、相关从业人士等能有机会就这些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营造全方位亚洲研究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发起新的系列讲座外,亚洲中心目前主要运作什么项目?

  唐丽园: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项目都是新的,或者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亚洲中心做了很多年关于“灾难恢复”的项目,但是现在我们邀请其他院系的同行也参与进来,我们已经开过了筹备会,着眼于如何能在亚洲产生影响。当然要完成这个目标,还需要很多步骤。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不仅与学界合作,而且与政策制定者以及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合作,让亚洲国家学习并具备如何应对灾难的能力——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引起的灾难,以及如何从这些灾难中恢复。

  另外一个我们付出很多努力的是“难民危机项目”,我们最终希望它发展成一个关注整个亚洲难民问题的项目,而不是罗兴亚难民危机。难民危机并不是亚洲独有的现象,它的研究意义重大,也会对其他地区带来启示。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南亚地区的难民危机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才有了拉克什米米塔尔南亚研究所现在的繁荣,它得到大量的资助,可以持续很多年。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东南亚研究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得相当成功,有新的教师队伍,有新的资金资助学生,有老师前往亚洲国家等。值得一提的是,泰国研究尤其有活力,时常举办讲座,让泰语能够持续在哈佛大学教授,最终我们有可能成立一个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这个区域,无论在哈佛大学还是美国其他学术机构多少有些被忽视,或者说没有得到全面的反映,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利用我们的资源拓展对东南亚的研究了。以上这些是我们正在运行的一些项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研究力量也在不断加强。

  我们也希望启动关于“亚洲海外离散群体研究”(Asia Diaspora Initiative)。如果我们只是考察在亚洲境内发生的情况,研究版图是不全面的,会漏掉很多板块。过去有很多海外离散者与他们的母国割裂,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每个群体也不一样。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让这些人更容易和他们的母国保持联系、交流、来回旅行等,相比过去更加频繁。我真的希望我们思考亚洲海外离散群体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作为学者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也认为哈佛大学缺乏对美籍亚裔的研究,这个领域真的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

  此外,我们还与南非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一道,发起“亚非联动”的项目。2017年11月在上海刚刚开过一个研讨会,下一个研讨会将在约翰内斯堡举办,时间为2018年下半年,主题将讨论南非与亚洲的公共卫生问题。

  关于学生方面的项目,当然我们有很多本科生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资助学生学习亚洲国家的语言,或者资助他们去亚洲国家进行调研、查资料与教授们交流等。2017年,我们还发起组织一个研究生协会项目,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每两周聚一次,讨论他们的研究,每次讨论时长两个小时,两个学生就他们的研究作报告,这对于参加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互相认识、分享研究并且锻炼演说能力。学习如何与其他学科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还想说,我们将在今年启动一个新的博士后项目,那些研究领域跨越单个国别、涉足两个或多个亚洲国家的毕业不久的博士,都是我们欢迎的对象。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亚洲研究的社区,并且已经成立研究生协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多彩的文化,或是社会变化,都在焕发新的学术热点,您如何评价?

  唐丽园:是的,亚洲确实是个充满活力与变化的地区。今天早晨我和一位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聊天,他是一位印度前将军。他和我谈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缺乏学界的交流,我认为事实确实如此。我自己注意到文学领域的很多文献谈及印度与中国早期的佛教联系,但是如果你看看更现代的时期,虽然这两个国家从来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且也很关注彼此的动向,但是到了学术对话层面,双方远远没有跟上,缺乏对重要议题的讨论,同时文化交流也没有跟上。对此,我觉得有些沮丧。但同时我也发现在这方面亚洲中心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研究中心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我们相比各个专业院系更有灵活性,我们可以邀请人们来做讲座、邀请访问学者来访、招募博士后等,相比院系,我们可以更快地进行学术传播。而且我们的宗旨是从跨国家、跨地区角度观照亚洲,所以我们可以对这些议题作出相对更快的反应。

  你说的对,要把握跟踪整个亚洲地区的动态,这对我们是个挑战,但同时又令人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可以为此做很多事情。

编辑: 朱晨凯
 法治精神生存条件 不能缺少主张
去年,省委省政府经过10多年积极部署推进的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工作尘埃落定。宁波舟山港实现了实质性一... 详细
习近平总书记2·19和4·19两次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事关新闻舆论事业...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