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拐点的“世界解法”和“中国答案”

　　朱晨凯

　　十八大以来，从“立八规”到“反四风”，从网上监督问责到海外追逃追赃，从党内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到国家监察体制试点……带来治理腐败原创性贡献与世界级表现。然而，这是改革深水区的“应激反应”，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廉洁拐点？《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立足国际与国内两种视野、历史和现实双向思考，剖析美国、瑞典、新加坡等20世纪“内向型”廉洁拐点，解读中共十八大后以腐败治理和党内治理为基点的“新治理革命”。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介绍了廉政拐点这一命题的“世界解法”和“中国答案”。上篇题为《廉洁拐点，大国标配》，共十章，列举了国外经历过廉洁拐点的具体案例，包括国家重组“改”出来的美国廉洁拐点、政权新生“盼”出来的苏联“失效拐点”、社会福利“托”出来的瑞典廉洁拐点，以及严刑峻法“治”出来的新加坡廉洁拐点等。下篇题为《新常态，新治理》，分十四章提出了中国当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属于自己的廉洁拐点，消除“贪腐沉没成本”要从反思旧常态到引领新常态等观点，也针对高房价时代的反腐、互联网反腐、反腐外交等新问题进行了阐述。

　　作者认为，从美国、瑞典、新加坡等曾经迎来各自廉洁拐点的情况，大体上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规律直接借鉴，可以用“一核心、两步走、三代人”加以概括和说明。

　　所谓“一核心”，是指廉洁拐点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迁，要有一种“社会核心力量”来支撑和引领。国家核心的感知确认过程，就是核心组织(如政党及其领袖)以核心思想(如执政纲领及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实现核心利益(如经济发展与国防安全)的过程。

　　书中举例，美国20世纪头20年成型的廉洁拐点，关键是各界达成了“国家重组”的核心共识，不论是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还是民主党总统威尔逊，都在以如出一辙的理念召回久违的“美国梦”，让美国人民感受到了“核心力量”的存在。同样，瑞典于20世纪30年代发端的廉洁拐点，关键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1928年提出的“人民之家”施政理念深入人心，赢得了重建国家秩序、持续推行全民福利改革的长期执政机遇。新加坡于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廉洁拐点更是如此，离不开李光耀这个国民领袖和人民行动党这个组织核心。

　　所谓“两步走”，是指治理腐败的策略方法上宜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先“治”后“理”、由表及里，赢得治本时间和改革空间。美国走出“镀金时代”的大国腐败高发期，先是进行了“重新组织社会的一次尝试”，打响了一场与工业寡头和垄断财阀的遭遇战、拉锯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使劳工领袖可以像大资本家一样轻轻松松地走进白宫大门；其后乘势而起、迎难而上，从联邦扩权、预算民主、市场规制、公共福祉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再造”，一点点赢回了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一步步把滑到“少数人特权渊薮”中的国家机器拉回正轨。

　　作者指出，当腐败的阴霾造成政治社会生态危机时，第一步要重拾信心，第二步要扩大战果，稳打稳扎才能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当然，这两步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割裂的，实际上都是治理腐败标本兼治战略战术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条件、互相支撑。但实践证明，先“治”后“理”，更有利于清除问题存量、树立治理权威和凝聚社会信心。

　　所谓“三代人”，是指廉洁拐点能否真正“坐实”，大致需经三代人的集体检验和共同体认才能得出“靠谱”的结论。书中指出，两三代人，二三十年，这就是20世纪一些国家所展现的廉洁拐点的周期性特点。如美国廉洁拐点成型的20多年间，经历了老罗斯福时代和威尔逊时代，成型于埃兰德时代；瑞典人民经历了30多年创建福利国家的“黄金年代”。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有过三任最高行政首长，“新加坡奇迹”就是在这三代人中接力完成的。

　　作者指出，“三代人”并不是什么教条化的绝对时间概念，而是对廉洁拐点“沉淀期”的提示，即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域中才能科学评估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实际成效，才能监测出腐败现象是否已被真正抑制在民众可接受的低烈度、低限度内。在此期间，保持执政主体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治理腐败远非最终目的，赢得人心共筑未来更有意义。当下中国正处于廉洁拐点期，要认清廉洁不是奢侈品，廉洁拐点也并非终点，实现廉洁这种特殊“大宗消费品”的“供需平衡”没有完成式。治理腐败永远在路上，廉洁拐点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国家成长的新起点。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